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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炊事员李开文

[日期:2011-07-23] 来源:《当代》  作者: [字体: ]


毛泽东的炊事员李开文

——大别山英雄传之一


 

  陈桂棣,安徽省怀远县人,国家一级作家。1990年任合肥作家协会主席,至今已有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电影剧本等创作。曾获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代表作为《中国农民调查》《包公遗骨记》(与春桃合著)。其他作品有:《不死的土地》《悲剧的诞生》《一起诈骗的背后》等。
  每当有人说他李开文是毛主席的炊事员,李开文都忙摇头,解释说,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十一年,这事不假,但毛主席不搞特殊,他担任的是中央特灶班的班长。现在,他已经“走”了多年了,大家每每提起他,都还是会这样称呼他。
  一
  李开文离开大别山,一别,就是十七年。
  离开大别山的那天,他已经三十五岁。三十五岁的李开文,终于成为一个红军战士。其实,早在这之前,他就已经为红军做事了,不过那时他还只是个赤卫队员。
  他所在的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撤离大别山的时候,走得太匆忙。记得那一天是一九三二年农历八月十九日,黄昏时分,部队接到了命令,说声走,当即开拔。要去哪儿?他不知道。团长也不知道。只知道蝗虫一般的敌人,一下子就从四面八方向大别山扑来了。团长说,中国的山,都是东西走向,黄河和长江才会由西往东淌,从青海高原流经十几个省,最后归入大海。唯独这座大别山,横在中原,群山中又突然冒出了一支数万人的红军队伍,就成了横在蒋介石喉咙里的一根硬刺,于是他亲自坐镇汉口,发动了这次“大围剿”。红军战士虽在七里坪、河口、胡山寨几地浴血奋战,却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挥泪西撤,强行突围。
  这次的强行突围,使李开文获得了成为一个红军战士的机会。这机会,来自他的一双铁脚板。这双铁脚板是他打小烧窑练就的,更是到燕子河租田种地时练出来的,别看他个头不高,不到一米六,但人壮实,担子一上肩,一天可以走上一百多里的山路,早把脚底板的老皮儿练厚。因为脚功硬,吃得苦,人又忠厚,接到突围的命令时,他就被团长从赤卫队里挑拣出来,正式转为红军的担架兵;当兵的同时,也就当上了担架一班的班长。
  “那一天,也巧,大部队从金寨县的板棚出发,正是从我家屋后经过。我不敢进屋。只偷着望了几眼,就跟着队伍走过去了。”三十四年前的一九七六年,陈桂棣最初采访李开文时,他曾这样叙述道。
  “队伍就从你家屋后经过,你也没有进屋向爱人告个别?”陈桂棣有点不理解。
  “爱人?”李开文一怔。
  “啊,我是说,你没去同老婆打声招呼?”
  “没有。”
  “来不及?”
  “是不敢。”
  “——为什么?”
  “你想,”李开文说,“她刚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才十六天,我一进屋,准当俘虏。我这个人不怕白狗子的子弹,就怕老婆的眼泪。”
  就这样,他心一狠,已经走到自己家屋后的竹园子里了也没停步。
  谁知,他还是被跑出来看过队伍的大儿子李锦旭发现了。八岁的李锦旭哭着,喊着,奔到他跟前,说:“爸,妈妈天天念着你,等你回家呢!”
  他不敢看孩子,更不敢停下。
  李锦旭好不容易找到父亲,拼命地哭喊着追上来。
  “李班长,你还是回去看一下吧!”边上的担架队员也忍不住地劝他。
  李开文这才停下来,回了一下头,望一眼哭成了泪人的儿子。但他马上又折过脸,走得更快了。他再没有停下,但眼泪已经把视线模糊了。
  这时儿子疯了似的冲过来,一下抱住他的一条腿不放。李开文不由一惊,不敢再犹豫了,一脚把儿子踢开。
  被踢了一脚的李锦旭,呆在了地上,他没再追。李开文也再没回头。就这样,他离开了板棚,离开了金寨,离开了大别山。
  回忆这段往事,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李开文仍禁不住眼圈儿发红。他沉默了半晌,才对陈桂棣说:“革命是不能回头的,我的命大,当年许多战士就牺牲在西撤的路上。”
  西撤的路,是杀出来的一条血路。成了红军战士的李开文,一天没有摸过枪,枪声一响,他就带着他的担架一班,两眼不眨地盯住火线上的战士,战士们冲上去了,他们就地卧倒。有战士倒下了,他们就冲上去。战士负伤了就抬战士,他们就同负了伤的战士一道与死亡赛跑。首长负伤了就抬首长,这时他们的肩头便成了一个流动的“指挥所”。
  为甩掉围追堵截的敌人,部队忍痛丢掉了笨重的武器,轻装前进;但担架上躺着的战士,不可能丢掉。担架上负了伤的首长,更丢不得,因此,李开文带领的担架班,每一天都在负重前行。
  离开了大别山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如同离开亲娘迷了路的孩子,突然打响的遭遇战越来越多,因此,常常要不停地冲锋,连天急行军。大路都让给敌人了,红军只能走小道,走那些没人愿走的山道。李开文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破了,一走就留下了一个血脚印。
  七十三师数千名干部战士都害上了烂脚病,一边赶着路,一边龇牙咧嘴,忍不住地叫。有些战士吃不消,绝望了,就趁着黑夜丢下枪支溜号了。担架班里的一个老乡,这天也要溜走,被李开文发现,上去一把将他抓住。
  老乡苦苦哀求:“李班长,我撑不住了,放我回家吧!”
  李开文问:“回大别山去?”
  “是。”
  “你咋这么糊涂?你以为你还回得了大别山?”
  老乡不解地望着李开文。
  李开文开导说:“你参加了革命,就成了离弦的箭,没有了回头的路。现在大别山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你回去就等于去找死。既然回去是一个死,不如跟着队伍杀一条活路来!”
  老乡哑巴了半天,最后跟着李开文归了队。
  在穿过敌人最后一道防线时,李开文抬着伤员一口气跑了六十多里山路没换肩。直到听说终于冲出敌人的封锁线了,他是多么的激动啊!想不到,就在放下担架的那一瞬,他猛地觉得,有一股巨大的热浪由胸中喷射上来,吐出了满口的鲜血。
  三千里枪声不断,三千里浴血苦战,李开文跟着队伍从皖西一直走到川北。这天刚到汉中附近,他们竟又被尾随而来的侦察敌机发现了,数十枚炸弹扔进了躲闪不及的担架队的人群中。随着山摇地动的爆炸声,尘土弥漫,血肉横飞,还没等李开文反应过来,他一下就被埋进了碎石泥土中。
  战士们把他扒出来的时候,见他已面如土色,不省人事,大家都认定他已经牺牲,把他拖到死人堆里,准备找个地方统一安葬。
  那一天,也就亏得那个被他劝归了队的老乡,听说他在这次敌机的空袭中中弹身亡,怎么也不相信,找到死人堆,硬是扒出了李开文。哭喊道:“李班长,我是你老乡,你可不能就这样走了啊,我还要跟你奔一条活路呢!”
  老乡一边抹泪,一边下意识地将手指头伸到李开文的鼻子跟前去,竟发现还有气。
  老乡大吃一惊。连忙跑到炊事班,找来小半碗米汤,掰开李开文的牙齿,喂起来。谁知,李开文竟被他喂活了过来!
  这消息被团长知道,团长说:“这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以后,抬了一路别人的李开文,躺在了别人的担架上。队伍到达四川省的通江县驻扎下来,他被送进了医院。
  这一住,就是一年。
  开始,他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一动,哪儿都痛。最痛的,还是他的心。当他知道他的两个耳朵,在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震聋了,痛苦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大废人,当不成红军战士了,难过得要死。
  但是医生告诉他,除了两耳伤残,他的五脏六腑都还没有问题,这才渐渐平静下来,于是开始数着日子过,盼望着出院的那一天。
  不久,他就能自己动弹了。能动,他就不愿再麻烦别人,就一点一点地溜下床,从地上爬,自己去解决大小便。再后来,可以站了,他就咬牙切齿,扶着墙,一步步,一天天,练习走路,盼着早日康复,回到担架班去。
  终于熬到出院的一天了,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找到自己的部队,找到团长说:“给我一支枪吧,我要当个真正的战士!”
  团长说:“你早已经是个真正的战士了!”说罢瞅着李开文哈哈大笑。
  这把李开文笑傻了。他不知道自己要求扛枪上前线打仗,有什么好笑。
  团长摸着自己的耳朵大声对他说:“聋子怎么可以打仗呢?你现在连担架班也去不成了。”
  李开文一下呆住了:“那我还能干什么?”
  “你就去烧饭吧。”
  李开文听到了,却不说话。
  团长大声问:“怎么你不乐意?”
  李开文无可奈何地说:“只要留在部队,就好。”
  团长见李开文回答得有些勉强,皱了皱眉头。李开文生怕团长会改变了主意,脱掉他身上的军衣,便慌忙用才学会的四川话大声答道:“要得!”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军炊事员李开文随部队进入草地。自古以来,人们都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李开文最“难为”的还不是“无米之炊”。没有米,可以用青稞下锅;没有青稞了,可以杀掉战马,吃马肉;没有战马了,还可以去拣苦马菜煮了吃——苦马菜,真苦,滤了五遍水到嘴里还苦。连苦马菜也挖不到了,还有皮带——那会儿的皮带添上水熬成汤可以充饥。即便连皮带也吃光了,还有能吃的草根呢。
  最难的,是没柴。尽管,草地上满眼是草,可那些草就像战士身上的军衣,整天裹着雾气,罩着寒气,湿漉漉的。甚至到了宿营时,也找不到一块儿干净地皮。再说了,草地上的天,说变就变,一天数变。一会儿大雨滂沱,一会儿冰雹如注,一会儿又是漫天飞雪了。有许多战士走着走着,就倒在了泥沼中,再没有走出草地。
  进入草地不久,人们便发现,李开文很快变得面黄肌瘦,肚子也开始浮肿,浮肿得连走路也成了问题。但是,部队住下来之后,他的身体一下又变了回去,大家这才注意到,他的肚子不是浮肿,那是他把能引火的湿漉漉的柴草,塞进自己的衣服里,他是在用自己的体温把那些湿柴焐干,赶到宿营时,好马上把军灶烧着。
  于是在他所在的团,乃至他所在的师,他的军灶每天总是第一个在草地上升起炊烟。于是他的军灶,就成为全团乃至全师炊事班的火种。他李开文的名字,也就跟着他的火种,在红二十五军到处传颂!
  当中国工农红军三军会师会宁后,李开文就被调入中央红军。他做梦也想不到,调入中央红军后,不久又被派往延安,直接分配到党中央机关。一去,就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炊事班班长,接着便调任中央特灶班班长,天天就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
  二
  有人羡慕地问李开文:“你做了毛主席的炊事员,一定感到很骄傲吧?”
  李开文听了,慌忙说:“我哪敢骄傲。不能瞎讲。毛主席不搞特殊,我们不是只给毛主席一人做饭。在特灶班吃饭的,有毛主席,还有周副主席,陈云部长,李富春部长,多着呢。”
  当然,他又说,有时毛主席写文章写得很晚了,他发现锅里的饭菜已经凉了,还不见秘书来,他就会把饭菜重新热一热,亲自送过去。
  有一次,其他首长的饭菜都由秘书们取走了,就是不见毛主席的秘书,他就端着热好的饭菜,给送过去。那是隆冬天,到主席的窑洞里时,门一推开,一阵寒风也跟着卷了进去。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听到开门声,毛泽东抬起了头,恰好就看到了李开文在打冷战,他马上停下笔,说道:“老班长,我看你穿得太单薄了。”
  李开文忙掩上门,连声说:“不冷,不冷,我习惯了。”
  毛泽东笑着,干脆丢下笔,起身取出一件羊皮背心递给他。李开文放下饭菜,一个劲摇手,执意不要。但毛泽东坚持要给,不要不行。
  毛泽东说:“叫你穿上就穿上,你个小,我个子大,抗冷。你老班长要是冻病了,我就吃不到你做的那道我最爱吃的菜了!”
  李开文穿上羊皮背心,这时抬起头,问:“主席,我做的哪样菜,你说最爱吃?”
  毛泽东说:“当然是红烧肉嘛!”
  李开文一听,不好意思起来。他刚来就听说,毛主席是湖南人,最爱吃湖南的红烧肉,他偷偷跑去请教了别的炊事班的大师傅,回来照葫芦画瓢,试了几次,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没想到竟得到了主席的肯定。
  穿着主席给的羊皮背心,他感到暖和了许多,回到灶间时,发现刚调进特灶班的一个小战士,穿得比他还单薄,就把才被自己焐暖和的羊皮背心,脱下来给了小战士。
  一九四二年,为打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延安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人人开荒,毛泽东带头开荒,他的警卫员也开荒。这样,中央特灶班就不仅负责中央首长的一日三餐,还随时随地要把茶水送到田间地头。每天饭前的一次茶水,因为都是李开文挑过去的,所以每次他一去,还离得老远时,毛泽东就会大声地问:“聋子,饭烧好了吗?”他就知道主席已经饿了,便高声大嗓门地应道:“好了!可以收工了。”每到这时,毛泽东又会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收家伙,吃饱了肚子再做!”
  中央特灶班当时只有七个人,大生产运动中,他们除去送茶送饭,也开荒。班里多是年轻的小伙子,数李开文的年纪大,就不让他下田,说家里总归要留人。李开文拗不过,就留下来烧水做饭。留在家里的李开文,其实比去开荒的年轻人还忙还累,他除了按时烧水做饭,还拾起了当年的“老把式”:打草鞋。他给自己订了指标:一天七双。打起草鞋来,他不光眼疾手快,还能打出花样。同样是草鞋,他会把收集来的各色布条、彩线,像插花织锦似的掺进草绳里,打出的草鞋既中看,又耐穿。
  他不光上班时见缝插针地打,大伙收工时也打。特灶班的年轻人一天忙活下来,爱凑在一起“侃大山”,有说有笑,好不热闹。他就坐在一边打他的草鞋。他也想听大伙天南地北地说古道今,恨只恨那对不中用的耳朵,见到大伙突然张开嘴巴大笑,他也跟着笑,却闹不清大伙究竟为啥会笑,咋会笑得那么高兴。
  大伙洗漱完了,上床了,他还要再打上一双。打到后来,放米放菜的小库房里,草鞋摞得有小山高了,这一天,他就和特灶班的年轻人一道,一筐筐地送到开荒种田的战士们手中。
  他打的草鞋毛主席穿过,周副主席、陈云部长和李富春部长都穿过。毛主席的小女儿李纳也穿过。
  当时李讷才三岁,李开文特地为她打了一双小草鞋,鞋面上还特地配上了两朵红泡花。小李讷穿在脚上,欢喜得又蹦又跳。主席瞧着,也乐,就说:“你还不快谢谢李伯伯!”小李讷连忙转过身,跑到李开文跟前,鞠了一大躬。李开文也乐了,问她:“咋啦?”李讷一字一停地说:“爸爸要我谢谢李伯伯!”说罢却又认真地问:“你是李伯伯吗?”
  问得大家都笑了。
  那一年,李开文被评上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在上千人的大会上,毛泽东亲自把一面白布毛边的奖状授给他,要他代表劳动英雄讲讲话。
  李开文一上台心就慌了,感到自己没做出啥成绩,毛主席还亲手把劳动英雄的奖状给了自己,又要他代表讲话,他感到惭愧啊。试着张了几次嘴,还没说出来一个字,脸就红到了脖子根。
  毛泽东鼓励道:“老李,想说啥就说啥。”
  李开文于是说:“我没做出什么样子,人民过奖了我。我往后一定拿出成绩来。”
  才说一句就愣在了台上。
  毛泽东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台下的掌声像起了雷。
  李开文趁着掌声,走下主席台,因为走得太慌张,差点儿跌了一跤。

  事隔不久,李开文果然干出了大成绩,闹出了大动静:他单枪匹马砸了延安的中央监狱!
  那天傍晚,李开文给中央领导打完了饭菜之后刚回到窑洞准备休息,中灶班的一个炊事员,一阵风地跑进来。
  李开文见他眼泪汪汪,就问出了什么事。来人说:“一桩小事。”
  “小事也值得这样哭鼻子?”李开文说,“还有出息吗?”
  来人哭得更伤心,忙纠正:“不是小事!”
  李开文搞糊涂了:“不是小事,你为啥又说是小事呢?”
  来人问:“你不是同殷道山很熟吗?”
  李开文说:“是呀。”殷道山与他同岁,都是从大别山老区出来的,原先就很熟悉。
  “他被人捆走了!”
  李开文一惊。他不敢相信。殷道山虽然与他不在一个炊事班,但殷道山的为人忠厚,在中央机关的炊事员中间,可以说都是出了名的。平日只见埋头干活,连话也说不上两句,一个老实巴交的山里汉子,他招谁惹谁了,为何要被人捆走?
  “他怎么啦?”李开文急着问。
  来人这才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说了一遍。确实,也就是从一桩小事引起的。刚才,一个首长的秘书来打饭,殷道山像往常一样地给他打了饭,秘书认为打少了,要殷道山再添点。可殷道山没听到,转脸又忙着去为别人打饭。秘书不高兴了,开始骂骂咧咧。殷道山发现脏话是冲着他来的,就问了一句:“我怎么啦?”秘书指着他怒道:“我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殷道山没想到首长的秘书会这样不讲理,也有些生气,问道:“你怎么可以骂人呢?”秘书见一个伙夫竟敢当众顶撞自己,更是怒火中烧,提高了嗓门骂道:“你他妈的,反了!我看你就是一个反革命!”
  秘书说罢,气势汹汹地离开了。大伙原以为这位秘书狠话说了,气也出了,走人也就完事了。谁知,他很快就带来了保卫科的干部,冲进中灶班,把正准备吃饭的殷道山一绳子捆起来,带走了。
  “为这点小事,就把人捆走了?”李开文听了,心里直冒火。
  这时特灶班的炊事员也围了过来,一个个都替殷道山叫屈。李开文原是坐在那发愣,突然站起来,冲着围拢来的炊事员吼了一声:“该干啥干啥,我这就去给他送饭!”
  他推开大伙,跑到灶间,端了一份饭菜,脚步很响地出了门。
  他早就知道黄土山坡后面有个窑洞,那是中直机关的一个看守所。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找到了那个窑洞。
  他赶到时,洞前空无一人。走到窗前,朝里一望,正望到了殷道山,见殷道山正垂头丧气地坐在里面。
  “殷道山!”李开文喊了一声。
  殷道山惊得抬起头,以为是保卫科来人提审他,恐惧地抬头看了看窗外。这一看,看见的却是李开文,先是一惊,接着,就忍不住扑到窗前,泪流满面。
  “哭个■!”李开文说,“快开门,我给你送饭来了。吃饱了给我说说,究竟怎么回事?”
  殷道山一听,哭得更伤心。
  李开文走到门前,才发现门环上挂着一把牛头大锁。
  “龟孙子!”看见大铁锁,李开文就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抓“AB团”、揪“第三党”,错捕错杀那么多优秀的红军将领的事。想到那些事,一腔热血就直涌脑门。他从地上抱起一块十多斤重的大石头,举起来,狠狠地朝牛头大锁砸过去。
  一次不成,再砸一次,连砸了三次,终于把大锁砸开。
  他把饭送了进去。
  但是,殷道山却不敢吃。
  “咋啦?”李开文火了,“怕人怪罪你?你只管照实说,就说这锁是我李开文砸的,饭是我李开文送来的!明天我就接你出去!”
  当夜,李开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一直在琢磨:这事该去找谁解决?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直奔毛泽东的窑洞。
  特灶班的驻地离毛泽东住的窑洞,只有二百来米,李开文三步并作两步就来到了窑洞的门前,被警卫员拦住。
  警卫员小声地问:“老班长,有事吗?”
  “废话!”李开文就要往里闯,“没事我敢闯金銮殿?”
  警卫员被李开文不顾一切的样子逗笑了。于是提醒:“主席三点才睡,你有事也最好十点以后再来。”
  李开文这才察觉自己太冒失。于是掉头去找住在不远处的李富春。没想到,李富春也是三点才睡,昨夜他就是在毛主席那里一起研究问题的。
  李开文又转身去找陈云,在门口正好碰到了陈云夫人于若木。他就向于若木申起了冤。由于自己耳朵不好,生怕小声说话别人会听不见,因此他把嗓门放得很大,陈云在里屋也听到了。陈云隔着窗户喊道:“进来谈吧!”
  进得屋来,陈云招呼他坐,李开文气鼓鼓地说:“不坐!”劈头一句话就是:“你是中央组织部长,你说革命到底有什么好处?”
  陈云有些奇怪:“怎么问这个?”
  李开文接着又问:“我们扔了老婆孩子,投奔红军,可现在革命还没成功,就开始要抓自己的人了?”
  陈云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不过,李开文的身世,他是早就知道的,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西撤时,老婆生下一对双胞胎才十几天,居然过家门而不入,直到现在,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也没法知道。
  陈云和蔼地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尽管慢慢说。”
  李开文于是就把中灶班炊事员殷道山被捆被关的事,说了一遍。说完,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过去抓‘AB团’、揪‘第三党’,肃反扩大化,冤死了多少好人?难道这种窝里斗吃的亏还不大?革命这样革下去,准要败!”
  陈云静静地听他说完,沉默了半晌,最后起身握着李开文的手,说道:“感谢你,老班长,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给我一点时间,我了解一下,一定处理好!”
  这事处理得十分迅速。当天上午,殷道山就被放了回来,而那位不可一世的秘书不仅在中央机关全体炊事员大会上向殷道山公开道了歉,还作了一次深刻的检查。
  几天后,李开文去给毛泽东送夜餐,毛泽东见是李开文走进来,放下笔,认真地说道:“人说聋子好脾气,想不到你还会发火,还敢造反,竟然砸了中央大狱!”
  李开文一惊,没想到这事连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仔细地盯着李开文看,看得李开文脊背上直冒冷汗,不知所措。
  “看不出啊,你还有这大胆量!”毛泽东感叹道。
  李开文结结巴巴,忙做检讨:“我是个粗人,没文化,遇事不懂用脑子去想,只会动蛮。”
  毛泽东听了,突然哈哈大笑,说道:“蛮得好!”
  李开文正等着主席批一顿呢,没想到竟是被夸赞,不由茫然地抬起头。
  这时毛泽东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说道:“你这次砸了中央的监狱,没错。延安的官僚主义一露头,就被你砸了回去,这对大家都是一次很好的提醒,所以我说你蛮得好哪!”

  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从南京飞往西安,亲自部署“西北王”胡宗南,厉兵秣马,突袭延安。胡宗南为使“突袭”一举成功,作战计划连手下的师长、军长都不透露,只告知部队要集结,集结后要干嘛却严加保密。其实,没等胡宗南的部队集结完毕,毛泽东已是成竹在胸。毛泽东说:“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人地两失。”所以,当胡宗南集中了三十四个旅的二十三万人马,攻入延安时,才发现是座空城。
  这一年,李开文正满五十,年届半百。他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撤出了延安,转战陕北。
  三月的陕北,天寒地冻,黄土高原一片肃杀之气。这急坏了李开文。到处是冰天雪地,寻不到一点草绿,没菜吃——拖垮了首长们的身体怎么得了?
  李开文一连两宿睡不着。这天,已将近夜半时分,躺在床上的李开文,一骨碌爬起来。他悄悄唤醒两个身强力壮的小战士,叫他俩跟自己出趟门。
  两个战士迷迷瞪瞪钻出被窝,因为太冷,缩着脑袋问:“去哪?”
  李开文小声说:“回延安。”
  “回延安?”两个战士吃惊地望着李开文,以为他在开玩笑。延安已经被胡宗南的重兵占领了,半夜三更摸回去,岂不是送死?
  李开文不容二人分说,说声“走”,先出了门。两个战士不敢怠慢,赶忙穿衣下床,紧紧跟上。
  李开文这是豁出去了!
  其实,他虽是个粗人,却粗中有细。他断定,这天寒地冻的,又是夜半三更,沿途的敌人哨兵一准会躲在哨棚里;何况他们又是一身夜色打扮,神不知,鬼不觉。再说了,特灶班随军撤出延安前,上级叫大家轻装出发,李开文却舍不得,他把大量的腊肉、腊鹅、咸鱼、咸鸡蛋,一时带不走的,全埋进了一处秘密的窑洞。
  当李开文带着两个战士抄小路直奔三十里外的延安城,取了三担食物,然后手脚麻利地再回到驻地时,天也才鱼肚白。
  开饭时,毛泽东发现餐桌上忽然出现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吃惊地问李开文:“聋子,你会变戏法不成,怎么弄出了这许多东西?”
  李开文咧嘴直笑:“我和两个战士回了趟延安。”
  毛泽东更是一惊,瞪圆了眼睛:“当真?”
  “当真。”
  毛泽东筷子一摔,脸沉了下来:“这样冒险的事,你也去干。你是位老同志了,为什么不守纪律?”
  李开文见主席真的生气了,忙分辩:“敌人没我们路熟。”
  毛泽东半天没动筷子。见李开文低着头,一个劲地抹泪,又有些不忍。于是招呼大家:“大家都吃吧,吃!别辜负了老班长的一番心意。这可是老李和两个战士豁出性命讨回来的。吃吧,吃了有劲,争取一年收复延安!”
  主席的话,真灵。李开文想。果然没出五个月,胡宗南的二十多万人马就被拖得疲惫不堪。只用了一年时间,胡宗南的三十四个旅便被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赶出了延安。
  延安收复后,毛泽东就率中央机关从此离开了陕北,东渡黄河,去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这时,五十一岁的李开文,没再随部队去西柏坡,也没留在特灶班,组织上将他安排到了中共中央群工部。一到群工部,就被送进了中央干部文化学校。
  行前,李开文去和毛主席告别。
  毛泽东握着李开文的手,很久很久不放,动了感情地说道:“你先进学校学习,等革命胜利了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没文化不行啊!”
  李开文多么不想离开特灶班啊,不愿离开这么多年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和这些平易近人肝胆相照的中央领导。他强忍着,才没让泪水流出来。
  “有机会要来看我,”毛泽东叮嘱道,“不要躲我啊!”
  “要得!要得!”李开文声音有些哽咽,除了想到在四川学会的这句话,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三
  在中央干部文化学校,李开文硬着头皮,学习了半年。这样的机会,别人是求之不得的,李开文却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毕竟已经五十大几了,毕竟大半辈子是在烽火硝烟中度过的,忙惯了,也累惯了,陡然轻松下来,坐在安静的教室里,握着一支轻飘飘的笔,他真的不适应。他也很气自己,怎么一上课,不是思想爱走神,就是一个劲地犯困?为此,他没少用笔扎自己的腿。他真的不想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困难再大,也要拼命地学好文化。半年下来,他终于学会了一千二百〇六个字,已经能看看报,学着写点简单的材料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李开文从干部学校毕业了,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中央群工部,要求给自己分配工作。
  部长李维汉和李开文算是老熟人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道:“李开文同志,组织上考虑你过去吃了太多的苦,现在就给你安排一个‘甜’的工作。决定派你去天津,当糖厂副厂长。”
  李开文一听,吓了一跳。
  “天津糖厂的干部群众很多吧?”李开文忙问。
  李维汉说:“一千多人不会少吧!”
  李开文直摇手:“不好,不好。”他寻思,这么多人,够得上一个整团的编制了。这么大个厂啊,自己哪有本事管好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呢。
  他说:“李部长,我不想去天津,也当不了那个领导,你还是让我回大别山吧!”
  “回老家?”李维汉有些意外。
  李开文没有拐弯抹角,他直率地说:“大军打到江南了,我的家乡早已解放,我回去工作;再说,老婆儿子在家里等着我呢!”
  李维汉沉吟了半晌,劝道:“老李啊,当年红军撤离大别山,那以后国民党军队和当地还乡团,就大开杀戒,与红军沾亲带故的恨不能斩尽杀绝,你的老婆孩子还能不能见到,恐怕都难说了。你听我的不会错,不去天津,就留在北京工作也行。”
  李开文叹了一口气,坚持说:“我还是要回去找她们,万一不在了,再说。十七年前,我硬着心肠丢开了她们,现在眼看仗打完了,天下太平了,我得回去偿还这些年欠她们的情。”
  这不是李开文一时的冲动。“革命成功以后回家”,这个想法已经埋在他的心里多年了。当年,他一脚把儿子踢开的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他想,只要自己不是“光荣”了,部队很快就会打回来。只是想不到,这一走竟是十七年!
  李维汉知道李开文人老实,说不好假话,却脾气倔。既然他决心已下,自己也不便再劝,就要工作人员把李开文的组织关系先转到华东军区,再请他们把他的档案转到安徽去。
  离京之前,李开文想起了毛泽东“有机会要来看看我”的话,他想,这一去,就隔上了千山万水,今后不一定有机会再见主席了。听说主席住在香山,就一路问过去,最后在双清别墅,见到了毛主席。
  毛泽东自然也没有忘记这位“老班长”,了解了情况后,关切地问李开文:“你为什么不去天津糖厂呢?”
  李开文说:“天津糖厂的糖甜,也没有家乡的水甜。”
  毛主席一听,笑了:“你这是要‘叶落归根’啊!”
  李开文说:“我现在虽然认识了一千二百〇六个字,可我心里最清楚,不是一块当厂长的料子,没有那么大能耐。回到家乡后,找个自己能够干得了的,一定努力工作!”
  毛泽东得知李开文已经认识了一千二百多个字,高兴地说:“回去就回去吧,你要经常写信来。到哪里都要记住了,你是从中央出去的。”

  这以后,李开文的组织关系从华东军区,转到了安徽,安徽有关部门最后把他介绍到六安地委组织部。
  地委领导试探着问:“李开文同志,你想从事个什么工作呢?”
  李开文说:“服从分配,什么工作都行。”
  “那你就回金寨县去当副县长。”
  李开文一听,又是吃惊不小。叫他去天津糖厂当厂长,他已经感到一千多人太多了,现在让他回家乡当县长,一个县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他哪有这个本事去领导?他又是把手像蒲扇般地摇,说:“不行不行,这当官的事我干不了。”
  地委领导见李开文的态度坚决,不像开玩笑,便十分为难,说道:“你先在地区住下来,再想想,考虑一下,过两天我们再落实这件事?”
  李开文说:“我就不在这里住了,先回老家看看。”
  地委领导于是说:“行,我找一个熟悉金寨的同志陪你去。你离家时间太长,有些地方可能已经不认识了,请一个人给你带带路。”
  李开文没有推辞。
  第二天天一亮,李开文就和地委办公室的一位小伙子出发了。他们乘一辆马车,颠簸了大半天,才赶到金寨县城。在县城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李开文就起床了。他说服了小伙子,再三说明山里走出来的人不会在山道上迷路,吃罢早饭,他就独自一人进山了。
  大别山和陕北的黄土高坡毕竟不同,进了大别山,人就像跌进了汪洋大海。奇峰峻岭,层层叠叠,连绵不绝。李开文走在既熟悉又已经陌生了的山间小道上,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如眼前的远山近水,波翻浪涌。
  那天,李开文披了一件当年从日本兵那里缴获来的军大衣,个子虽然矮小,却也显得十分精神。听人说,人生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是能够“衣锦还乡”,李开文不是那种显摆的人,但毕竟离家多年了,离开的时候,乡亲们只知道他还是个赤卫队员,肯定不清楚他现在已经是个有着十七年革命经历的老红军、老八路了,他想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乡人面前。
  尽管,山道上走着的只有他一个人,他却一点也没感到孤单。十七年间经历过的那些事,拉洋片似的,在他眼前又过了一遍。不知不觉天暗了下来,山里的夜,周围静极了,他一点儿也不胆怯,只觉得四周很热闹,长征路上、延安窑洞里结识的那许多战友和首长,一路就在陪着他。
  就这样,不吃不喝,竟也不知道饿,直走到天又亮了,已经来到家乡的板棚了,他才突然紧张起来。老婆还在不在人世了?当年被自己一脚踢开的儿子如果在,该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了。那一对没见过面的双胞胎,也都长得比自己还高了吧?
  经过一间草房的时候,有条狗突然追上来咬他,接着,远远近近的大狗小狗都跟着叫了起来,叫声惊天动地,叫得他心惊肉跳。他忽然有些伤感:“自己离家的时间太久了,我已经成了这里的陌生人。”
  当他来到一片竹林时,兀自一惊。他分明辨认出:这就是他家屋后的竹林子。林子前面原先的房子却不见了,出现在眼前的,怎么会是一个简陋不堪的草棚子?
  李开文紧走几步,轻轻推开草棚的门。
  一个五十开外的山里男人抬起了头,好奇地打量着李开文身上的那件黄军衣,问:“你找谁?”
  李开文不由一愣。对方的脸上虽然刀削斧劈般地布满了皱纹,他一眼还是认出了:这正是弟弟李开香!
  李开文动容地说道:“我是开文啊,你不认得了?”
  李开香不敢相信地揉着眼,问:“你是开文哪,真的是你回来了?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李开文激动不已:“不是做梦,我是真的回来了!”
  从弟弟李开香嘴里,李开文知道,他离开大别山的那一年,国民党军队很快进了村,不但烧了他的家,所有当了红军的人家房子都被烧了,还四处追杀红军家属。他老婆张氏,虽是个小脚女人,为了逃命,连夜带着儿子李锦旭,抱着才出生不久的一对双胞胎,东躲西藏,不敢回村。那一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天也出奇的冷,张氏躲在一个山洞里,因为没有东西吃,挤不出一滴奶,可怜那一对双胞胎眼睁睁地看着就饿死在她的怀抱里……
  听说张氏为自己遭到如此大难,两个娃娃也死得这样惨,李开文泪如泉涌。
  “锦旭那孩子,和你嫂子呢?”李开文小心地问。
  “你媳妇……改嫁了,李锦旭也被她带走了!”弟弟闷哧了半天,才告诉李开文这个消息。
  李开文只觉得有一盆凉水从头顶浇下来,脑袋里一片空白。
  弟弟劝说道:“你离开家以后,就没个音信,也不知道你是死是活,她一个妇道人家带着锦旭,日子过得不容易。她等了你整整十年,最后以为你不在了,她才死心,改了嫁。”
  李开文听了,不是个滋味。之前,什么样的可能他都想过:孩子他娘被白狗子打死了,打残了,或是被糟蹋了,唯独没想到她改嫁了。这十多年,许多战友,甚至首长,都劝过他趁早再找一个,他不找,就是盼望着回来的一天,偿还孩子他娘的这份情啊!现在自己终于回来了,面对的,却是这样一个难堪的局面。
  李开文长叹了一口气。
  李开香也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嫂子也是命不好,本来,这个男人对她还不错,没想到两年前也走了。”
  “怎么,他抛弃你嫂子,走人了?”李开文不解地问。
  李开香说:“他一病不起,两年前去世了。”
  李开文的眼睛一下发了直,盯着弟弟问:“消息准确吗?”
  李开香说:“前些时候锦旭还到我这来了一趟。那人把锦旭看成亲儿子,继父死了,锦旭难过得不得了。”
  李开文说:“那我要去看看她们母子。她们住得离这里远不远?”
  李开香说:“住双河,有三十多里。那人和我们一个姓,也姓李。”
  到家后,李开文才想到问问大哥一家现在的情况。
  只见李开香还没有说话,眼圈就红了:“大哥一家已经没有了。那年大侄子和大侄女听说你随红军走了,他俩也参加了红军,大哥大嫂这不就成了白狗子追杀的对象,到处躲藏,最后还是被还乡团逮到,活活打死。大侄子一去,至今没有消息;大侄女倒是前几年回来过一次,说她原先是在红军队伍里搞宣传,一次战斗中,被敌人俘虏了,敌人没有杀她,把她卖到湖北一个姓江的人家当老婆,姓江的人家对她还好,不然她也就寻死了……大哥一家人不能提了。”

  当天晚上,李开文和弟弟挤在一张木床上,两人有说不完的话。李开文同弟弟说起他这十多年经历过的人与事,听得弟弟入了迷。他为哥哥九死一生揪着心,又羡慕哥哥居然和毛主席生活在一起。直说到鸡叫三遍了,两人仍没有一点睡意。
  李开文见天已大亮了,慌忙下床就要出门,李开香问他要干什么?李开文说:“我要把你嫂子接回来!”
  李开香“腾”地一下坐了起来,道:“哥啊,你疯了?嫂子虽然跟了你不少年,也吃了不少苦,可她毕竟改嫁了,成了人家的人;你现在是老革命,又在毛主席身边做过事,好歹是个官,啥样的女人找不到,非去找一个背叛过你的女人呢?”
  李开文说:“你嫂子改嫁,这不能怪她,是我先对不起她!”
  “哥,你听我说。”李开香从床上跳了下来,还要劝说李开文。
  李开文气恼地说:“你就不该这样想!”说着就出了门。

  张氏嫁到的双河乡离板棚有三十多里的路程,李开文甩开一双大脚板,一路小跑赶了过去。终于在一个半山腰的地方,找到了张氏后夫的家。但是大门却关得严严实实,敲了几下,寂然无声。不一会,远远地,就见一个小脚女人,提着一个竹篮子一摇一摆地走了过来。李开文早已认出:那正是张氏!
  他激动地迎上去,然后不声不响地停在她的面前。
  埋着头在走路的张氏,忽然发现一个男人挡着自己的去路,先就一惊。待抬起头细瞅,更是吓了一跳:她怎么也想不到,站在眼前的竟然是李开文!
  她一步没站稳,跌坐到了地上。随即爬了起来,一句话没说,就跌跌撞撞地朝家里奔去,进屋后,把门一关。
  任凭李开文怎样敲门,她就是不开。接着,就听到了女人透不过气的哭声。
  李开文忍不住地喊:“你打开门来,我有话和你说。”
  张氏说:“我没脸再见你。”
  李开文说:“那一年,你才生过孩子,我就狠心离开了你,这一生,我欠你的太多!”
  女人哭得更伤心,说:“……我也对不起你啊。可我没法子,两个孩子,连名字也没顾上取,就硬是被饿死了。为了能把锦旭拉扯大,我才想到再嫁,你不要怪我啊。”
  李开文说:“我没怪你,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你快开开门,让我好好看看你。”
  女人说:“你走吧,你走吧,我不耽误你,你还是去找一个女人,好好过你的日子。”
  李开文拼命地敲门:“别说蠢话了,我要找别的女人,在部队就找了,在延安就找了,何必回到大别山来呢?我回来,就是要还你和孩子的情!”
  但是,直到最后张氏也没有开门,没有让李开文进屋。
  没有进屋的李开文,心里却仍然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踏实。离开前,他冲着屋里大声说道:“你等着我。我把工作落实了,就接你回去!”

  李开文在路过响山寺时,才发现,过去比较热闹的响山寺这一片,也被敌人破坏得面目全非了,到处是残垣断壁。没变的,似乎只有响山寺的大庙。
  这是建于隋朝的一个古庙,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在李开文的记忆里,它曾经长年香火缭绕,有几名僧人,多时甚至有十几名僧人在此念经打理,四邻八村的乡亲们常会来此求神拜佛,是一处远近闻名的佛门净地。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时候,赶走了众僧人,现在寺庙内四十多间房子,被人民政府利用起来,已经变成了响山寺粮站。
  这一意外的发现,使得李开文大为振奋。他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归宿,而且,寺内又有那么多的空房子,到时把张氏接过来,住的地方也无须再操心。在去双河乡的路上,他还一直犯着愁呢,没个窝怎么安家呀?现在好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李开文再去六安地委时,他便明确提出:要到家乡附近的响山寺粮站工作。
  地委领导感到不可思议,一个山窝窝里的粮站,那是哪一级?一个从中央机关下来的老红军,怎么可以派到那种地方去工作?
  但是,李开文的主意已定,地委只得先把他介绍到金寨县。
  金寨县委领导看了李开文的档案,知道了他的要求后,也十分为难。力劝他留在县里工作。
  李开文说:“我当了半辈子炊事员,后半辈子就让我还同粮食打交道吧!”
  最后,县委也不得不依了他,只好说:“你就先到那儿去,干干再说。”
  李开文主动向县委要了一个“响山寺粮站站长”的头衔,当天,就回山里去了。

  李开文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在粮站就闹出一个大笑话。
  那天,他敲开了粮站的大门,看门的老人见大清早要进来的是一个陌生人,问他干什么?他朝院里指了指,老人认为他是来找值夜班的,于是放他进去了。
  来到院子的李开文,发现许多东西堆得都很零乱,地上还撒了不少粮食,就动手拾掇起来,接着又找来一把大扫帚,自个儿扫起来。不一会便忙得里里外外的衣服全被汗湿了。
  粮站的职工上班了,见一个陌生人蹲在地上,正认真地把掉进砖缝里的粮食,一粒一粒地往外抠,好生奇怪。就问:“你这是干啥呢?”
  李开文头也不抬地说:“粮食是个宝,不该这样不爱惜呀!”
  有个职工不愿意了,嗔道:“老头,你是说谁呢,谁不爱惜粮食了?”
  李开文指着从砖缝中抠出的一大把麦子,生气地说:“我只一会工夫,从几块砖缝里就拣起一小把,这么大的粮站,仔细收拾,还不有个几十斤?”
  这时许多职工围过来,觉得这位陌生人纯粹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走吧,走吧!”有的竟向他下了逐客令。
  李开文往起一站,说道:“你叫我走?嘿,从今往后,我就不走了!”
  大伙一听,乐了:“你不走,可没人给你开工资啊!”
  李开文见大伙笑得前仰后合,拍拍手上的灰,对围着他的职工,严肃地说道:“上班了,各归各位,快干活去吧!”
  直到这时,他才自报家门。大家也才闹清,原来这“陌生人”就是响山寺粮站新任站长。再以后,才进一步知道,他还是个老红军。
  等到李开文同原先粮站负责人办完了交接手续,他就去了一趟双河乡。这一次,张氏总算让他进了门,但工作还是没有做通。两趟不成,就三趟,这以后隔三差五,李开文就会去一趟,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也只是三顾茅庐,李开文为把张氏请回家,足足跑了七八趟。张氏终于被李开文的诚心打动,带着儿子,随他一同住进了大庙。
  李开文终于过上了有家的日子。他开始一门心思地工作了。
  赶到熟悉了业务之后,李开文方才知道,他向金寨县委要来的这顶“响山寺粮站站长”的“乌纱帽”,并不像当初想得那么简单。原来,响山寺粮站是一个中心粮站,下面还管着古碑粮库、双河粮库、南溪粮库以及帽顶山粮库,管辖着方园上百里的地盘。为管理好这些粮库,通往这些粮库的山间小道,每一块石头都差不多被他踩过了。
  他一点也不像一个站长。踏着积雪走进那些粮库时,他的脚步很轻,直到守库的年轻人觉出冰冷的屋子里有了暖气,才吃惊地发现李开文已经把炭火盆烧着了,并且,已经把他们的裤子架在火盆上烤热了,见他们醒来了,他就会慈祥地唤道:“小同志,棉裤暖和了,起来吧,快到上班时间了。”
  他更像粮站的一个长工。别人不愿钻进去的黑漆漆的仓板底下,他钻进去了,把所有的鼠洞一个一个堵起来了;别人不愿爬上的高高的屋顶,他爬上去了,将黄鼠狼开的“天窗”一块一块补好了。别人想不到的一些小事,他也会当成大事来办,比如,让运粮进仓的每一个职工,下班时必须将鞋子脱下来,把塞进鞋子里的粮粒儿倒出来。谁也想不到,仅这一桩不起眼的小事,一年下来,就“节约”了上千斤的粮食。
  粮库最大的消耗品,就是扫帚。“没有扫帚,找我!”他这样说了一声,扛起一根两头尖的扁担,带上弯刀,就自己上了大山。
  没出几天,响山寺粮站的大院里,便冒出了一座芭茅花的小山,站长室暂时就变成了扫帚加工厂。大家觉得难以理解。响山寺粮站又不是没有钱,为啥还要这样抠门儿,这样的累自己?他说:“啥都要用钱买,还要手干什么呢?”他觉得买来的扫帚不耐用,稀稀松松,没有骨头。毛主席早说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记住了这句话。他从来都是穿自己编织的草鞋,吃自己种的蔬菜,用自己编扎的扫帚扫地,用自己磨出的弯刀砍柴……
  响山寺粮站的下面,就是一个小集市,集市的边上,有一条一丈多宽的小河,多年来,河面上一直是架着几根树干当桥板,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大人都会格外小心,孩子们就更是提心吊胆了。一旦遇上连阴雨,山洪暴发,河水涨了起来,人们不但赶不成集,也没办法来粮站买粮食。李开文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于是他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备齐了木料,请来一个木工,两个人忙了一个多月,终于修成了一座桥。这事,一时传为佳话,当地山民就将这座桥称作“红军桥”。
  一九五六年年底,全国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云集京城,李开文当选上了全国粮食系统的劳动模范,并登上了大会的主席台。主席台上的周恩来总理,一眼认出了李开文。会议期间,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听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现在又成劳模,来到了北京,就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故人来了,我是一定要见的。你派人通知他,会议结束后到我这里来一趟,我要请老班长到家里吃顿饭。”
  两天后,李开文在李富春夫人蔡畅的陪同下,走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来到毛泽东主席的驻地。
  十二月的北京,已是冰天雪地,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李开文还是老样子:一身单薄的黑色小棉袄,一双破旧得已经能看得见脚趾头的黑布鞋。主席一看,皱起了眉头,说:“老李啊,你穿得太少了。”
  分别七八年了,再次见到毛主席,李开文早已激动得不行,哪里还感觉到冷?他声音洪亮地说:“主席,不冷,我一点不冷!”
  “没有讲实话吧,怎么可能不冷呢。”毛泽东回头轻声交代警卫员,立即去一趟王府井。警卫员瞅了瞅李开文的身高和脚的大小,就出了门。一顿饭还没有吃完,警卫员便拿来了一件皮大衣、一双毛皮鞋。
  “穿上吧!”主席说。
  李开文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慌忙站起来。“好,我穿上!”他知道主席的脾气,只能乖乖地穿上。
  这天,主席显得特别高兴,他和李开文聊起了在延安时的一些旧事和趣事。突然,主席像当年一样又唤了一声“聋子”,问他:“你在特灶班呆了十多年吧?”
  李开文说:“我从中央组织部炊事班调到特灶班以后,干了十一年。”
  “现在快六十了吧?”主席又问。
  李开文说:“明年整六十。”
  毛泽东高兴地点着头,夸赞道:“你这是当年‘大生产运动’的老英雄,又当上了新劳模,老当益壮,又立新功啊!”
  那一回,李开文就是穿着毛泽东送给他的那件皮大衣和那双毛皮鞋回到响山寺的。一到家,好多乡亲都拥上来,听说他不光见到了毛主席,还到毛主席家里作了客。身上的皮衣、脚上的皮鞋,都是毛主席送的,一个个羡慕死了,说他太有福气!县里举办“建国十周年成就展”时,想要他的大衣和皮鞋,他很高兴地交了上去,展出期间,这两件东西引起了轰动,一时间,领袖与伙夫的故事传得家喻户晓。再后来,展览馆留下了那件皮大衣,只把毛皮鞋还给李开文。李开文十分珍惜那双皮鞋,舍不得穿,当宝贝似的收在柜子里,想主席了,就把它拿出来摸摸、瞅瞅。一九六○年冬天,大雪封门,那年出奇的冷,一天他病倒了,村里的刘拐子来看他,他见走路本来就不方便的刘拐子专门来看他,脚上只穿了一双烂草鞋,脚脖子已经冻得发了紫,李开文就从柜子里取出了那双毛皮鞋,让他穿走了。
  四
  一九五八年,李开文六十一岁了,办了离休手续。县里考虑他不用再到粮站上班了,就动员他早一天把全家搬到县城去,住进“红村”。
  “红村”就建在烈士陵园的山坡下面,环境幽雅,出行方便,周围的生活设施比较齐全,这是国家专门为这个“将军县”的老红军建造的。
  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李开文竟不愿意进城。县领导一次次上门,说你李老年纪也大了,还住在这样偏僻的山沟里,想买一样东西也很困难,别说生病住院了,您还是搬到县里去吧。那里有医院,有商店,有学校,出门几分钟就可以到,大人孩子都方便,多好!而且户口也都迁过去。但李开文就是不依。他说:“你们就不要劝了,我这个人不习惯住城里,如果想住在城里,当年就不回来了,就留在天津或是北京了。我喜欢乡下,喜欢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空气。再说,我也闲不住,这里有许多我可以干的事。你们要我住进城里去,闷也会把我闷死。”
  无奈,县里只好重新研究,就在响山寺给李开文盖了一处房子。在选址的时候,特地征求了李开文的意见,就盖在粮站后面不远的山坡上。对这处上下两层、两小幢的土墙瓦房,李开文十分满意:两幢都是底三间,上一间,外有走廊,楼上还有房廊。他同张氏住东边一幢,西边那幢则给了儿子李锦旭一家。这时李锦旭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如果还都挤在一起,显然也已经不行了。
  那正是火红的“大跃进”年代,李开文虽然离开了粮站,却来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金寨县作家王京隆,在《红军寿星》一文中这样写道:

  李开文离休以后,他更加忙碌了。
  乌家河电站的电灯亮了。响山寺加工厂的机器响了。陈冲的砖厂出砖了。万冲的小水库灌满水了……他们都不会忘记李开文的一份功劳。他们的发电机、柴油机、磨面机、压砖机、动力线、祼体线、钢筋、水泥……差不多都是李开文帮他们从外地采购来的。
  只要你对他说一声“我急着呢”,他就会比你更急。他上合肥,去蚌埠,奔阜阳,跑芜湖,风风火火,热心地为大家办着事业。

  每次出去为响山寺的乡亲办事,同李开文做伴的都是大队会计陈从发。提起和李开文一道出差,陈从发直叫苦:“哎哟妈!简直受不了。他规定:一天伙食不超过五毛,一天的住店费不超过一块。有一回,饭太硬,他的五分钱小菜吃完了,还有半碗饭没咽下,我说:‘给你再添五分钱青菜下饭吧!’他说:‘不用,我咽得下去。’就倒一碗免费的白开水,硬把半碗饭吞下了。吞下后,他敲打我:‘不要大手大脚!十个钱要花,一个钱要省。’我就和他争论:‘哪有你这样省法的?社员托你办大事,还在乎你多花个块儿八毛的?’他一下生气了:‘你这是什么话?抱着人家的孩子就不怕鬼了?社员一个劳动日只有一毛多钱,挣一块钱,得掉一块肉啊!’我真的服了。”
  大家最服他的,还是那时许多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得凭计划,只要李开文出面,人家知道他当过毛泽东的炊事员,都会给面子。再难开的锁,找到他,一捅就开了。
  那时,也有不少人提醒过李开文,说你闹革命那些年,李锦旭娘俩在家吃尽了苦头,眼看李锦旭都三十多岁了,趁你现在还‘风光’,快替孩子找个工作吧。李开文却不以为然,说:“当农民有啥不好?没听广播里说,甘祖昌将军解甲还乡还当了农民!”
  当然,这以后,李开文也有过不少苦恼。比如,说是为了“赶超英美”,全民大办钢铁,响山寺的农民也建起了炼钢炼铁的小高炉,炼出的是不是钢铁,他不清楚,却心疼山上那些合抱粗的大树全被砍光。接着,上面就叫各家各户把留作种子和口粮的稻谷都缴了上去,社员们没东西吃,就上山挖野菜,剥树皮,这让他联想到了当年红军过草地。接下去,响山寺就开始饿死人。他感到震惊。
  他想到过给毛主席写信汇报:现在下面的官僚主义不光“露了头”,已害死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他已经把信写好了,甚至准备直接去北京找毛主席。最后却被县里阻止了。
  不过,李开文怎么也想象不到,随着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猝然而至,只因为他有着曾工作在毛主席身边的那段经历,尽管这时他已是年届七旬的老人,却迎来了一生最为辉煌难以忘怀的黄金岁月:人们对他的敬慕与尊崇,让他受宠若惊。
  一时间,隐在千山万壑深处的响山寺,成了许多人想往的去处。先是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小将,随后便是成群结队的社会各界的革命群众。最多时,他家屋前的场地上,周围的山坡上,通往他家的山道上,全挤满了人。红旗招展。欢声雷动。常常是,一人呼,群人应。口号声,掌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
  李开文在众人的簇拥之下,通过扩音器,给大家讲红军长征,讲延安大生产运动,讲他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故事。每当讲到爬雪山、过草地,煮皮带、吃草根时,山上山下喊声一片:“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
  那时确实苦,确实累。岂止是苦?岂止是累?那么多不怕苦不怕累的红军干部战士,就牺牲在长征的路上!为啥要三过草地呢?这都是张国焘害的。张国焘仰仗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兵多势强,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同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相对抗,在四川的卓木碉另立中央。那时,他还是红四方面军的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属下一个炊事班长,这些历史,他是到了延安,调进了中央特灶班以后才知道的。
  这些事他讲不清,所以他没有讲。
  他讲在延安,毛主席亲手把白布毛边的奖状递给他。他讲在北京,到毛主席家里去作客。每讲到这样一些地方,就只见他家屋前屋后像刮起了七级风暴:“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一浪盖过一浪。
  虽然人山人海的场面,再以后,慢慢地就不多见了。但滔滔似水的人流,依然持续了许多年。他当然异常兴奋。每当一批人离开时,他都会主动送出门,送出很远,然后不忘热呼呼地嘱咐一句:“还来呀!”
  “来。”
  “常来!”
  接着拉着人家的手,双手抱着,紧紧地。
  不光有人来,有时他还会被人开车接出去,去学校,去工厂,去机关,或是去部队,去给年青一代讲他当年的故事。
  那些故事他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其实,也就是那些故事。那些故事后来就连响山寺的大人孩子都会讲了。
  那些日子李开文比谁都忙,顾不上家。家里的事基本上全靠张氏一个人张罗。张氏的身体一直不好,又是小脚,忙里还要忙外,不比李开文轻松多少。这一天,她的心脏病突然发作,李开文一下子慌了神,忙找人抬着她翻山越岭把她送进了县医院。张氏在住院治疗的几个月里,李开文一直在医院里陪护着。最后,眼看着张氏不行了,李开文才回了一趟响山寺,熬了满满一锅鸡汤,端到医院,一勺一勺喂着她喝。
  张氏喝一口鸡汤,抹一把眼泪,说她这辈子对不起他,拖累了他。李开文听了,眼眶也湿了,忙说:“你快不要这样说,是我欠你的太多,这一辈子也还不清。”
  张氏听了,猛地抓住他的手,流出了两行眼泪,声如游丝地说道:“我这辈子,值……没白活。”
  张氏去世的那一年,李开文七十二岁。孤孤单单地过了一年之后,便有一些热心人开始给他做起了媒。李开文已经不想再找女人了,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好,何况隔壁就住着儿子一家,自己有什么事,也能得到照应。但是,毕竟年岁不饶人,儿子一家人平日也都很忙,常常会有照应不到的地方,又架不住好心人的一再劝说,李开文就找了本县丁埠一个教师的遗孀,姓罗,人很好,他也满意。谁知没过上三年,罗氏也因病撒手西去。
  两次婚姻的不幸,表面上看不出给李开文带来了多大的变化:饭量依然极好,一顿两海碗元宵,吞得很快,还是军人速度;他照样地起早,做操,拾粪,做操必做满三百二十下,拾粪必拾满一粪筐。只是儿子李锦旭发现:父亲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他每天爱一个人去屋后的林子里蹓跶,想着谁也猜不透的心事。这样,到了一九七五年,大概是春天的时候,一位副县长到响山寺来看望李开文,他对李开文非常关心,觉得李开文一个人过日子,终究不行,于是给他推荐了一个女人,一再说明,不是为他找老婆,是给他介绍一个“老伴”,李开文答应了。
  那女人姓陈,四十多岁,人称“大杏子”。“大杏子”长相不俗,过去的男人是在离响山寺不远的青山街上做银器生意的。也许因为她四十多岁了还风韵犹存,又不生孩子,还把钱看得很重,就有人传说她解放前曾在“窑子”里待过。这话很损,但传得很远,不少人还信以为真了。其实,这纯粹属于道听途说。
  “大杏子”来到李开文家,一开始也只想当好李开文的保姆,但当着当着,就有了想法,想到自己已到这个岁数,孤身一人活在世上,日子会越来越艰难;李开文虽说人是老了点,可他是老红军啊,要钱有钱,要荣誉有荣誉,这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如果嫁给他,自己的后半辈子就一点不用犯愁了。
  她是一个精明的女人,手脚又麻利,有了这种念头,自然就对李开文百依百顺。日子一长,李开文真的被她打动了。一辈子只知道苦、只知道累的李开文,终于知道了家庭生活竟是如此甜蜜,女人原来会有这么温存。不久,两个人便正式结成了夫妻。
  五
  毛泽东的去世,让李开文痛心疾首。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地否定,人们对毛泽东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的狂热,甚至可以像普通人那样品头论足,李开文渐渐受到了冷落,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改革开放,给当了二十年人民公社社员的大别山山区的农民,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土地和山场,被分到了户。过去干活,像战士们打靶,一块儿去,一道儿回,现在各家管各家,村里也没啥事再求李开文。
  变化最大的,还是人的变化。过去人人崇拜领袖,崇尚英雄,李开文的家也因此门庭若市;现在时过境迁了,他的家突然变得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已经没人再找上门来,听他讲过去的故事。倒是有村民想到李开文在延安时,毛主席曾送给他一件皮背心,在北京时,毛主席还送给他一双皮鞋,他都给了别人,就说他“太傻”。想到他把多年的积蓄全拿出来,给大家修桥修路,就说他“太愣”!想着他干了十年的粮站站长,管着那么大的一个摊子,离休时,没让自己的儿子顶替进站,去吃“皇粮”,就说他“太糊涂”!尤其是想到他离休,县里上门来动员他把全家搬到县城的“红村”去,他不去,就说他“太自私”!说他如果那时让一家人去了县城,如今都成了城里人,吃香喝辣不说,孩子们再不用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在土里寻食,当个被城市人低看一眼的农民!
  说他“傻”,说他“愣”,说他“糊涂”,李开文不生气。说他“太自私”,他想不到,更接受不了。
  其实,他想不到的事儿,接着就来了:婚后的“大杏子”,自恃是李家的女主人,从此掌管起了李开文的一切经济。当时,他的工资不能算低,城里工人的月薪只是二三十元,他已拿到了上百元。她把李开文的工资管得死死的,谁也别想从她那要走一文钱。李锦旭的两个女儿虽然嫁人,但家中仍有五口要吃要喝,生活非常困难。以前都是李开文接济他们,现在就再不可能从李开文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李锦旭对父亲的积怨越来越深,父子的关系也日见冷淡。
  李开文是一个豪爽豁达之人,以往,但凡有亲朋好友来看他,他都热情地留人家吃饭;谁有个困难,他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可自从“大杏子”当了家,这些事就再也没有了,甚至,人家连茶水也喝不上一口。这样,不但子孙们疏远了老爷子,亲戚朋友也罕有登门的了。
  更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儿子李锦旭居然公开同父亲叫起了板。
  那天,李开文坐在门口正埋着头打草鞋,李锦旭走过来,没好气地问:“都啥年代了,你打草鞋谁穿呀?”
  李开文头也不抬地说:“都不穿,我穿。”
  李锦旭接着又问:“我这辈子你不管,就算了;你三个孙子有两个已经不幸了,就一个李运兵,你是不是也让他就在响山寺当一辈子农民?”
  李运兵是李锦旭的第四个孩子。他上面有两个姐姐,都没有念过一天书;一个哥哥,两岁半时溺水而死,死的时候连名字也没有。下面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李运江小时因为生病发高烧,没钱求医,在家拖了三天,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现在十三四岁了生活也完全不能自理。李运兵虽然不笨,学习也用功,但他一直就在本地的学校念书,这儿的教学条件太差,留不住好老师,初中虽然毕业了,却没能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
  李开文没再说“当农民有什么不好”的话,而是说:“孩子考不上,我有啥办法?”
  “你得想法为他找个工作。”
  “我到哪去为他找工作?”
  李锦旭见父亲说出这样的话,一下火了:“天下不都是你们打出来的吗,这样的事也解决不了?”
  李开文翻眼看着也是快六十岁的儿子,闷声闷气地说:“我一天枪没摸过,天下怎么是我这样的人打下来的?”
  “你不也是老红军、老八路吗?”
  “是又怎样,嘴巴就比别人大?想要啥,就一定要给啥?”
  李锦旭问:“说这些话,到底啥意思?李运兵的事,你到底管还是不管?”
  李开文不说话,依然埋头打他的草鞋。
  李锦旭这时说了狠话:“你要真的一点不问,就当没我这个儿子,也没运兵这个孙子;你当你的老红军,我做我的老农民,咱父子的缘分,到此为止!”
  说罢,李锦旭将手里的东西一掼,扬长而去。
  李开文依然没说话,依然埋头打他的草鞋,打草鞋的指法却全然乱了。第二天,他就为李运兵工作的事,去了一趟槐树湾乡政府。
  乡里要他去找区里,于是他又跑了一趟古碑区政府。
  区里说,这事还得找县里才能解决。李开文就开始往县城跑,他从县民政局,找到县政府;又从县政府找到县委。大家对他都很客气,都很热情,都说这事会认真“考虑”,但他回到响山寺,就没有了消息。
  那时,响山寺到县城还没通公路,只能从梅山水库坐船去,每次要坐三个多小时。李开文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孙子李运兵不放心,就陪着爷爷一起跑。就这样,来来回回,跑了不知多少趟,也没跑出个头绪。
  就在李开文跑得心灰意冷,百般无奈之时,一个消息却让他陡然兴奋起来:金寨县委县政府根据有关的文件精神,决定解决红军子女的工作问题。得知消息的当天,李开文就赶到县城。到了县里才知道,这消息,不假,确有其事,但是文件规定得很死:只解决一个儿女的就业问题。
  “为什么孙子就不解决?”李开文想不通。当红军那年,他已经三十五岁,儿子已经八岁,现在儿子李锦旭早已是“花甲之人”,不需要谁再帮他解决就业,倒是孙子李运兵正该工作的年龄,却因为他是孙子,就不可以实事求是地给以解决吗?
  答复是:“不符合政策,不可以!”
  李开文只怪自己不走运,就准备乘船回响山寺。但他又咽不下这口气,想找个地方解解闷,便去了一趟“红村”。
  在“红村”听说到的情况,不仅让他大开眼界,更多了几分信心。人家说,尽管文件规定得很死,住“红村”的一个有着一双儿女的老红军,也是气不过,找到北京,最后找到了人,两个孩子的工作问题还是解决了;住上码头一个姓阮的老红军,家里的情况同李开文完全一样,儿子早到了退休年龄,孙子因为隔了代,县里不给解决,他认为这是些“混账”的规定,一气之下,砸了县政府的牌子,又去找县长,听说县长正在开会,他冲了进去,抡起拐杖就打,怒道:“老子参加革命的时候,你个狗日的还没出世,今天轮到你来规定我们现在才有儿子,不该是孙子!”
  听得李开文直发愣,问:“这位老同志,他孙子的工作解决了吗?”
  “能不解决吗!”
  李开文没急着回响山寺,他又去了县政府。那天,他也是拄着拐杖去的,接待他的,是一位姓姜的副县长。姜副县长一看李开文又找来了,很有些不耐烦,李开文便不依不饶地问:“我孙子的问题,你们到底研究了没有?”
  姜副县长说:“李老,我早就和你讲过,你孙子不符合政策。”
  李开文忍气吞声地又问:“政策不是人定的吗?有人找到上面,不符合政策的,最后也办了。”
  没想到,这位副县长望着李开文,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说道:“你也可以去找中央,或者找省里,批个条子下来嘛!”
  李开文一听,气得手脚抖个不停。明摆着,这是存心不解决问题,反而拿话刺激人!了解他的毛主席、周总理早已不在人世了,他熟悉的陈云同志,和仍健在的曾在中央特灶班吃饭的那些首长们,他又到哪儿去找他们呢?
  只见他猛地扬起手,对着县长的脑袋举起了拐杖!
  然而,他的拐杖高高地扬在了半空,终究没有落下来。
  他望着已吓坏了的姜副县长,一句话没说,便离开了县政府大院,离开了县机关所在的梅山镇,乘船回到了响山寺。
  一路上,李运兵很是不解,说:“爷爷,你当年都敢砸延安的大狱,为什么现在却不敢打一个副县长?”
  李开文沉默了半天,才说:“情况不一样。”
  李运兵有点生气:“爷爷,像你这样温和,我的问题肯定没指望。真把事情闹大了,说不定就解决了。就是欠揍!”
  李运兵还要说几句,想想爷爷这么大年纪了,风光一辈子,却因为自己的事,这样受辱,又有些于心不忍。
  从那以后,李开文再也没去过县城,李锦旭也打消了让运兵到县里工作的念头。他们对这件事彻底死了心。

  一九九一年五月,陈桂棣应邀为安徽电视台写一部有关大别山的电视片。他去了金寨县,又一次去了李开文的家。不曾想,这是陈桂棣最后一次同李开文见面。李开文已是九十四岁高龄,耳聋,眼花,记忆模糊;说起话来,颠三倒四。
  当年从老人身上开掘过黄金的记者和作家们,已没有几个人再登他的门。他见到陈桂棣,和陈桂棣带去的摄影家康诗伟,激动得抓着他们的手不放。
  当时,陈桂棣还并不知道李开文为孙子李运兵找过工作的事,所以,李开文在谈话中颠颠倒倒地说他这辈子,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却对不起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孙子,对不住自己的一家人,念念叨叨,陈桂棣认为老人真的是老了,说起胡话来了。
  那天晚上,陈桂棣住在古碑镇招待所。夜里十点多钟,他已经睡下了,突然有人敲响了他的门。
  “谁呀?”他问。
  “我,找您说一件事。”门外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陈桂棣本来以为是随行的康诗伟,或者是招待所的服务人员,没想到进来的却是李开文的孙子李运兵。在这之前,他们并不认识。
  在有些昏暗的电灯光下,陈桂棣见自报家门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瘦瘦的,中等身材,长得挺精神。就问:“你真是李开文的孙子?今天在你家我怎么没看到你?”
  李运兵说:“我一直在山上干活。”
  “你是从响山寺过来的?”
  “是。”
  陈桂棣一惊:“这中间有十多里地呢。”
  李运兵说:“翻了四个山头。”
  陈桂棣不无惊讶地问:“你经过了月亮地?”
  陈桂棣第一次去采访李开文的时候,陪同前去的金寨作家王京隆就谈起过月亮地的故事。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乱尸岗,闹红军的时候,红军在那儿杀过很多白狗子。红军西撤后,白狗子又在那里杀了很多的红军伤残人员、赤卫队员以及还是娃娃的儿童团员。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又在那里镇压了一批国民党残匪和土豪劣绅。刘邓大军转移了之后,国民党和“还乡团”又在那儿屠杀了许多革命群众。于是那地方早已是尸骨垒尸骨,一层又一层,这么多年过去了,到了夜晚,依然是磷火乱飞。不少人大白天路过那里,也会毛骨悚然。但是,从李开文家来古碑,那又是必经之道。不知是谁为那样一个地方取了一个这样有诗意的名字:月亮地。
  李运兵说:“是的。那段有一里半路,我也是麻着头皮走过来的。不是有要紧事,我也不会这么晚来找你。”
  他犹豫了一下,才不好意思地说,爷爷告诉他,今天有两个记者到家来了,就想请你们帮一个忙。前些时候,家乡办了一个缫丝厂,他想进这个厂,但进厂每人就必须先拿出两千块钱的押金,说是集资款,到时会还。问题是,现在他拿不出这笔钱。
  说着,他掏出了一张纸条,是李开文写给县领导的,落款处,工工整整地盖着李开文的私章。希望陈桂棣做做县领导的工作,能否将这两千块的进厂押金,予以减免。
  陈桂棣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又看了李开文的信,他感到了困惑。想象不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红军,一个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革命,仅仅是为解决孙子能够进一家乡镇企业所需要的这点押金,竟会给县领导写出这样一封“恳求”的信,并且,又是如此郑重其事地要孙子半夜跑来求一个外地的作家,从中相助!
  尤其是听到李运兵介绍了李开文这么多年为他跑工作的事,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与难堪,老陈感到震惊,竟然一时语塞。
  他真的为李开文老人感到难过。
  他想,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李开文是否为当初的这种人生选择,后悔过呢?当他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曲,毅然离开中央机关,回到大别山的深山老林,他是否想到过,当他毅然放弃了他应该得到的那一切时,那些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便不可能失而复得了呢?
  假如,老陈在想,假如李开文当年去了天津,去当他的糖厂副厂长,或者就留在金寨县城,出任这个县的副县长,也就不会再有这些事情。
  可是,如果是那样,也就不是他李开文了。
  陈桂棣认为,李开文一生都在无私地奉献,从不麻烦组织,现在请组织上帮他解决这样一件小事,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就把条子接了过来。
  李运兵再三感谢,要连夜回村。陈桂棣考虑这时已太晚了,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里,别说还要路过那片乱尸岗,大别山的夏秋两季,山道上的蛇还很多,非常不安全,他想留李运兵住一晚,天亮再走。但李运兵执意要走,怎么也留不住。
  第二天,陈桂棣专门去了金寨县委,找到了一位有关领导。当得知老陈此行的目的是想帮助李开文的孙子解决工作问题时,马上说:“中国只有九个将军县,金寨就算一个。五十年代第一次授军衔时,从这里走出去被授了中将以上的,就有头十个。授予少将,或相当于部队军师一级高级干部的,少说也有了二三百,像李开文这种情况的人,太多了。如果都写条子要求解决,我们的工作确实不好做。”
  陈桂棣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但他不甘心,还准备替李开文再说上几句话,但对方显然没有了耐心:“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清楚,这事我们会考虑的。条子你也还是拿走,放在我这里没有用。我马上还有一个会。”说着就站起来,就朝门外走去。
  陈桂棣尴尬极了,只得收起李开文的那张字条,离开了这位县领导的办公室。他知道,李开文和李运兵正在家里眼巴巴地等着他的消息,他也应该向他们反馈一下来县里的情况,但是,怎么说呢?事情没办成,他没办法向李老交代啊!
  六
  多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春桃在陈桂棣的一本书中发现了李开文的这张字条,问起这件事,陈桂棣讲起了李开文上面的故事。
  当时,春桃就问陈桂棣,李开文还活着吗?他以后的情况又怎样了?李运兵后来找到工作了吗?那个“大杏子”呢?李运兵那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弟弟李运江,是否也得到了医治呢?
  谁知,陈桂棣竟是一问三不知。他说,完成了那部《魂系大别山》电视片的撰稿之后,十多年了,他再没去过大别山。
  春桃真的有点生气了。人啊,为什么都会变得如此冷漠,对这样一位革命老人的命运漠不关心?

  二○○九年金秋十月,在陈桂棣的陪同下,春桃终于去了一趟被层峦叠嶂严严实实包裹在大山深处的响山寺。她要自己去解开这些谜团。
  在响山寺,他们首先找到了那座大庙。当年的响山寺粮站,已从庙中迁出,大庙又成了香火缭绕的去处。两人沿着大庙一侧的一条土路,弯弯曲曲地前行了两华里,就来到了李开文的家。
  他的家,在一个山坳里,三面的山坡上有着茂密的树木与竹子,门前是一大片平平坦坦的场地。场地紧挨着他家的责任田,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了。李开文曾经生活过多年的两层楼房,还是五十多年前建的,又多年失修,现在墙皮已严重剥落,墙的颜色也深深浅浅,斑驳不堪。但是大门两边的土墙上,当年用红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却依稀清晰可辨。一边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边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望着风雨侵蚀过的这些文字,不禁让人感到世事的沧桑,历史的无情。
  两人去的时候,李开文家里一个中年女人在灶间炒着什么,边上站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通过介绍,得知那女人是李开文的孙媳、李运兵的妻子张明珍。小女孩是他们的孙女。她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就跑到隔间去打电话。她告诉我们,前面不远有一户关系不错的村民盖房子,李运兵正在他家帮忙。
  张明珍先领着参观了一下这几间屋子。她说,这里原先有两幢楼房,她们一家住在李开文隔壁,十几年前,她们住的那幢楼倒塌了,她们就搬到李开文住的屋子里来了。难怪,在门前左看右看,怎么也找不到陈桂棣描述过的另一幢一模一样的房子。
  也许是因为老屋的墙面没有粉刷,地面上铺着的又是深灰色的砂浆,虽然外面是艳阳高照,屋子里的光线并不好,显得有些阴暗。两人在屋子各处转了一下,发现这个家,几乎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许多家具也还是李开文当年用过的。李运兵夫妻睡的那张床,就是李开文已经睡了多年的老式木床。客厅的餐桌,也还是陪伴了李开文大半生的一张山区农村常见的四方桌。就连洗脸架、洗脚盆,也都还是李开文早年添置的。厨房那个齐腰高,有两平米见方的烧饭用的灶台,张明珍说,这是当年李开文亲手打造的。这是怎样的一个灶啊!在烧火的这一边,造了一扇两米高、酷似京剧脸谱那样的屏风,屏风的作用,也许是为了把烟挡在一边,好让在另一边做饭的人能舒服地操作吧。由此,可以想象,曾在中央特灶班当过十多年班长的李开文,是个爱动脑筋,有所建树的人,他居然把徽派建筑中的封火墙,搬到了一个小小的灶台上。
  一会儿,李运兵回来了。出现在两人面前的李运兵,头上身上都是灰,挽着裤脚,一边高一边低,岁月在他瘦黑的脸上,留下了不少印痕,已经是一个标准的中年农民。对于客人的到来,他表现出了十分的热情。不过,他好像完全不记得曾和陈桂棣接触过的事,陈桂棣提起来,他才猛地想起。
  陈桂棣问他:“你后来到了那家缫丝厂工作吗?”
  李运兵说:“去了。县里不解决,我们只好东挪西借,最后凑齐了两千块钱押金,才进去工作。”
  “现在还在那个厂干吗?”春桃问他。
  李运兵叹了一口气,说:“早不干了。我在那里干了六年,月工资只有二三百元,本来讲好交的押金是会退还的,没想到那是骗人的鬼话。后来厂子倒闭,我们找了好多次,干脆连人也见不到了!”
  他说,在响山寺无事可做,就外出打工了。他去过青岛,也去过无锡,别的技术工作干不了,主要在建筑工地拎泥兜子,每天干活都在十小时以上,能拿到六十块钱。这样干了两年多,终因年纪偏大,有一天出力太猛,伤了腰,从此以后再没出去,就在家里侍弄着两亩地。虽然种地是苦了点,却也已经习惯了。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弟弟李运江,早在他没进缫丝厂的三年前,就已去世。辛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李锦旭,也在他还没离开缫丝厂之前就“走”了。他们都再不会感到日子难过了。现在,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嫁了人,在这不大的老屋里,住着他们一家老小五口人。

  想不到他们的儿子李磊已经二十五岁了,十八岁当兵,已退伍多年,现在在乡里派出所临时当协警;他退伍回来就学会了开车,听说槐树湾乡和古碑镇要合并,正需要一名驾驶员,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呢。但明知道这对他是一个好机会,可是,他们上面没人。
  陈桂棣和春桃听懂了:今天的李磊又遇到了他父辈李运兵当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难。同样的无助。
  一直在认真听的陈桂棣,这时突然问:“‘大杏子’陈氏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李运兵妻子张明珍回忆说:“就是李运兵去古碑招待所找你的那一年。”
  她说,“大杏子”去世之前,曾在县城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她一直在那里尽心尽意地服侍着。谁都知道“大杏子”这些年存了不少钱,但直到咽气,她也没有吐露半句。开始还以为她是把钱给了娘家人,直到人已咽气了,给她换寿衣,就在脱她身上的那件棉裤时,发现裤脚的一处硬邦邦的,拆开来一看,居然是一本存折,上面还存有一万两千多元钱。
  张明珍当时吃了一惊。多险呢,差点就被烧掉了!
  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女人,宁愿这些钱烧了,她也不留给李开文的后人。
  李开文娶了这样一个女人,是多么的不幸!当张明珍把存折的事告诉李开文,李开文听了,竟毫无反应,一个人枯坐在灶前发愣。他正为“大杏子”从此离他而去,十分悲恸。
  李开文早在十年前的一九八○年春天,就为自己选好了墓址,三年之后修建完工。现在,他首先把“大杏子”葬了进去。
  为啥要把“大杏子”葬进李开文精心修建的坟墓,李运兵和张明珍,两个人都有点想不通,就问李开文,李开文听到了,却一声不吭。
  李运兵说:爷爷一直活到九十四岁,还是自己照顾自己,轻易不去麻烦别人。他的生活还是那样有规律,天麻麻亮就起床,依然是做操、拾粪。做操必做满三百二十下,拾粪必拾满一粪筐。他还喜欢上山砍柴,然后把柴剁成一截一截,他一辈子只烧柴,不用煤气。没事的时候,他就搬出还是在延安时亲手做的“草鞋扒子”,坐在太阳底下,打他的草鞋,他很少穿布鞋,或是皮鞋,一辈子也只爱穿草鞋。
  他的饭量还是那样好,早晨一大碗稀饭,放红白糖,一个鸡蛋;中午晚上都是两碗干饭。只是他已耳聋,眼花,记性不行了,生活开始变得有些不方便。张明珍就过去每天给他做做饭,洗洗衣服,帮他打扫打扫卫生。
  一九九一年冬天,也就是“大杏子”去世半年之后,一个傍晚,张明珍说,爷爷突然对她说:“张妹子,你也服侍我不少日子了,我明年三月就走了。”
  张明珍说,她原以为老人是随口讲的,并没有当真。谁知,第二年的三月,清明节的前三天,爷爷提出想吃红烧肉,这天晚上,她就给他做了一菜碗红烧肉。没想到,李开文竟把一碗红烧肉都吃光了。饭后,他还在门口蹓跶了一会儿,就回屋睡觉了。可睡下不久,就忽然坐了起来,把垫在床上的稻草一根一根地拽出来,堆在床中间;然后他的两只手就不停地上下翻动,那样子又像在埋头打草鞋。
  开始,爷爷不出声,慢慢儿,他的嘴里便念念有词:“毛主席、周副主席、蔡畅大姐,你们来接我来了?”
  听到响动,张明珍慌忙赶过去,怕他有事。谁知他是真的有事了。当时她就吓坏了,觉得爷爷魔疯了。只见爷爷神采焕发地看着窗外,激动地念叨起来:“哎呀,来这么多人。又是马,又是轿,锣鼓喧天的……你们别着急,我天把就去了!”
  李运兵说,当时他也跑了过去,他和张明珍两人不停地喊着李开文,但李开文已经什么也听不见,只是一个劲地拽草,一声接一声地,异常兴奋地挥着手,在和谁搭着话:“我是李开文,不认识了?我是李开文呀!”
  他在床上坐了一夜,拽了一夜的草,嘴巴里也念叨了一夜,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
  突然,周围一片寂静。李开文不再出声,但他还是那样兴奋,静静地挥着手,专注地凝视着窗外。
  过了很久,李开文还是那样一动不动。
  当李运兵和张明珍知道李开文其实已经咽气,这才放声大哭。

  临近傍晚,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李运兵夫妻带着我们踏上了通往李开文墓地的小路。墓地就在屋后的半山腰,这是他们家的承包山地。山上没有什么大树,除少量的油茶树和板栗树,大量的都是叫不出名字的野生杂树。看得出,平日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没走出多远,就见不到路,尽是枯黄的野草,以及齐腰深的灌木。虽然山不算陡,我还是累得有点气喘。大约走了一华里左右,在一个陡坡的边上,我们看见了李开文的墓。
  看到墓的那一瞬,我禁不住一愣。
  这哪里是一座坟墓啊,它分明是延安的一处窑洞!
  墓穴是从一面光滑的崖壁掘进去的,已被封实的穴门上方,呈明显的半弧形,酷似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延安窑洞特有的门廊;门廊的顶部,居中位置,镶嵌着一枚硕大的、红得耀眼的五角星!
  整个坟墓藏在一个山坳里,墓门的前方却是豁然开朗,正对着响山寺大庙。正对着李开文当年工作过的响山寺粮站。
  整个墓地,既隐蔽,又向阳,既别具一格,又朴实无华,一如李开文这个人。
  我们在墓地前静默了许久。周遭万籁俱寂。夕阳中的油茶树、板栗树,以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杂草,全悄然无声。
  我想,辛劳了一世的李开文,终于和给了他一个“家”的温馨的“大杏子”,在这没人再来打扰的地方,可以永远地安息了。
  后   记
  1974年作为水电部“淠史杭灌区欣欣向荣写作组”的成员,陈桂棣曾在六安地区生活了三年。从那时起,就开始关注大别山老红军的故事。走访了安徽境内的一大批著名的老红军战士。
  1991年建党七十周年之际,陈桂棣应安徽电视台邀请,为《魂系大别山》撰稿,多次深入当年的鄂豫皖苏区,多次采访其中著名的老红军战士,并为此在上海图书馆阅读了一个月的国共两党的相关资料。后在安徽省党史办和合肥市政府的帮助下,将电视脚本单独成书,并配发了一批十分珍贵的照片。党中央最早派驻大别山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的郭述申同志题写了书名。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和六安地区党政部门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
  这以后,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些老红军的命运。2009年国庆,在金寨县作家王京隆的陪同下,我们找到了李开文的后代——李运兵、张明珍。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李开文的墓前,向我们陈述了李开文的最后岁月。我们感到极度震撼,灵魂受到了净化。
  在此向帮助过我们和向我们提供过资料的这些单位和个人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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