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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评价“负面人物”王明

[日期:2014-04-06] 来源:凤凰大学问  作者:郭德宏、王海光、韩钢等 [字体: ]

王明在办公室(社科文献出版社供图)

重新评价“负面人物”王明

    如何看待中共党史中的争议人物王明?3月26日,《王明年谱》学术座谈会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多位中共党史专家从不同侧面对王明加以还原并进行评论,凤凰大学问刊发部分发言内容,与读者分享。

    王海光:党史上有很多的人,可能有些人物还是被遮蔽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丰富、非常复杂,不仅仅是像毛泽东、刘少奇或者新中国开国元勋的历史,更是在党内斗争中那些失意者或者作为路线斗争的负面人物所体现的历史。

    韩钢:过去我在看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文稿时,就一直奇怪王明的右倾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得多了后想到,所谓的王明右倾路线是为后来批判建造出来的,背景非常复杂。中共历史中的政争与权争,有时候很难分清楚。

    王奇生:我们过去通常把后来文革中的种种问题追溯到延安整风,但事实上文革中的问题在二十年代的莫斯科就已经初现端倪了。中共后来的很多派系问题,跟中国到莫斯科的那批党员关系密切。

黄道炫:我们的政治文化是,当一个人倒霉以后,所有的错误都会指向他,所有的正确都会指向另外一个人。我们所得到历史材料都是指向这个结果,如果不去反思,而是接受这些结果,离事情的真相就会有很大的距离。

以下为全文:

主持人:本次《王明年谱》学术活动请来的都是业界优秀的学者,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学术座谈会。参加研讨会的有《王明年谱》作者郭德宏,他是中央党校教授,还有中央党校王海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韩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老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徐进老师。下面有请各位。

王明的历史脉络

王海光:首先我们对老郭(编者注:郭德宏)表示祝贺,老郭这几年身体都不太好,但是学术生命依然这么坚强,在他身体不好的时候还给我们奉献了这么一本厚书,这是值得敬佩的。

党史上有很多的人,可能有些人物还是被遮蔽的。延安整风之后,我们主要突出的是毛泽东为主线的这一条线索,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丰富、非常复杂,不仅仅是像毛泽东、刘少奇或者新中国开国元勋的历史,更是在党内斗争中那些失意者或者作为路线斗争的负面人物所体现的历史。看这样的历史,才能看出历史的立体感,才能看出中共党史的丰富性,才能看出那些失败者,或在党内斗争的那些负面的人,同样为这一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贡献还是失误,都构成中国共产党史波澜壮阔的一部分。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也可以说没有这些失败者,没有这些挫折,我们的历史也同样是不完整的。

王明这个人物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在大革命高潮中,像毛泽东、王明都是属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批人物,但是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路线,不同的角度,进入到这场大革命中。在他们各自的革命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像王明他们之所以在党内能够上台,能够占到一定地位,这是跟中国革命的特点有关系的。

中国革命一开始是仿造苏联的十月革命的路子在走。在中国革命几个回合的大浪淘沙中,出现许多人物--第一批人物是作为党的创建人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学者,他们从学者转成了共产革命者,这是一条线索。这些人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大革命时期。到了十年内战时期,我们在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就开始走向苏维埃的道路,就是仿造列宁、斯大林的革命路线走,这条路当然没有走通,正是因为没有走通,所以才带来了在白区斗争中的失败与阶级斗争的失败,不得不去陕北,经历长征。

从大革命的失败,到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再到中国革命在抗战时期的兴起,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王明这个人物,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也发生着变化。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最具有变通能力的,就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一代领导人。而王明这些人,更多是遵照了莫斯科的指示,按照莫斯科的旨意办事情。王明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成也箫何,败也箫何”。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有一定的贡献,同时也带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失败。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党外,国际和国内是有大变化的时期。

讲毛泽东和王明路线的斗争,一般都是讲到延安整风、在抗战之后党内所出现的左倾右倾错误。左倾、右倾在政党的发展史上,都有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也都有可以总结经验教训的地方。延安整风过后,王明作为共产革命和莫斯科的一个符号,淡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舞台,但是要了解历史的丰富性,我们往往要看到他在这一段时期所起的作用,而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建国以后,王明淡出政治舞台。这一时期,王明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形象,一种和毛泽东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形象出现。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多次讲话中,一直谈到王明路线对党内造成的危害,实际上,王明也就成为党史中一个固化的形象。

王明到苏联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提出很多批评,这些批评意见实际是对毛泽东路线的批判。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分两个层面,过去都是把党史简约化成“毛泽东战胜了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路线”,这种历史和观念学界已经抛弃了,现在更多的是要研究党史中一些人物的经验教训。

王明也还是有贡献的,比如在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中他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本书也比较详细的反映了这段历史。到苏联后,王明在文革时期写过一个《中共五十年》,在《中共五十年》中,他提出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想法,并对毛泽东的历史叙述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对西安事变,王明和一般的叙述很不一样。一般认为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因为正确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打开局面。但是在王明的叙述中,毛泽东带领一班人马到陕北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最危亡的时期。王明认为是城市救了农村,救了根据地的红军。这样的叙述,过去不认可,但现在看起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白区的工作者的确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在历史叙述中是很少见的,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让我们看待历史时更具有立体感。郭德宏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拿到不少关于王明的独家材料,我也与郭老师说过,王明在苏联写的诗词没有用上,如果再出版一个王明诗歌集就更好了。

我在研究高岗问题的时候,提出政争与权争的论断,高岗问题的起因可以通过两种因素来理解,一种是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因素在起作用,作为打天下的功臣,在一个新的政权构架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另一个因素属于“白区党”和“根据地党”,在这一时期他们有不同的理念或者不同的认知,也是有冲突的,而这一冲突又与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政治转型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能拿天下,靠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十年内战时期的苏维埃政策。如果从名词角度说政争和权争,党的斗争也许可以用这一概念进行解释,但每个时期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像王明和毛泽东,或者在延安整风时期,政争的成分我觉得要大于权争成分。

如何还原王明

韩钢:提到王明,跃入我脑海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两条路线,其一是因为王明写过两条路线;其二,大概从王明时代开始,中央就建构一条叙述党史的模式,这一模式也可以用王明的那本书命名,就叫“两条路线”。从延安开始建构的这一套党史叙述模式,长期以来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条正确路线和诸多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一位,那就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代表至少到王明时期已经有五六位,从最开始的陈独秀,到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甚至延续到现在,坦率地说,包括经历改革开放时代的很多人,在叙述党史中的人物也好,事件也好,还是非常习惯用“两条路线”的模式。当然,1949年以前的党史两条路线模式,王明有两次,一次左一次右,所以,一提到王明,我就想到“两条路线”。

王明长期作为一个负面形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但我对王明的了解很少,因为他是一个负面人物,所以披露出来的史料都是在证明这个人是错误路线的代表。那王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是很清楚,看的材料太有限,而郭老师的这本书大大丰富了王明的资料信息。

关于王明的研究,现在仍然非常薄弱,不止是一般的社会人士,就连学界的研究也不够,原因是档案材料太少。目前披露的材料存在两个极端,官方有官方的说法,王明有王明的说法,弗拉基米诺夫有弗拉基米诺夫的说法,不同说法之间还非常对立,给人带来很大的困惑。面对那么多彼此对立的材料,如何对王明进行还原?所以,对王明的研究,恐怕最重要的还是要大量发掘和整理史料,没有最基本的史料,不对史实做最基本的还原,很难做深一步的研究。

我不太主张对一个人进行是非和价值判断,贡献也好,失误也好,还是主张比较中性的进行还原。有一个事实我觉得王明起了很重要作用,就是那篇写于1940年的《学习毛泽东》,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写一篇《学习毛泽东》,我到今天为止也不清楚,当然,学界也有很多解读。如果仔细看这篇文献会发现,后来所谓的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在《学习毛泽东》这篇文献中其实已经有所显现。这对毛泽东在党内政治,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地位的确立,起到重要作用。王明在《学习毛泽东》中,说毛泽东是公认的政治领袖,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农民运动的领袖,他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不仅能指导中国革命,而且能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很多民族国家的革命等等,王明这篇文章的影响,我不知道叫贡献还是叫失误?

50年代初期王明在立法工作方面也做过一些贡献。关于王明在法律方面的研究,最关键的是没有材料,我看到的也只是一部分,所以没有办法全部还原1950年初期王明在立法方面的一些过程性活动。到底他提过哪些主张,他的哪些建议在立法工作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待史料的披露。

王明与中共早期的派系斗争

王奇生:我也非常感激郭老师能够编这么一本年谱,准确说应该是年谱长篇,把相关资料还有学术研究等,都汇总在一起,这本年谱基本上就是另外一部中共党史,把各种声音都汇总在一起。

我比较关注的是上世纪20年代王明在莫斯科这一段的历史,在研究各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时,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按照官方的史学顺序,第一章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二章是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第三章才是讲中共成立。过去的党史为了要证明中共成立拥有本土的基础,就要证明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了证明工人阶级发展壮大,还要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才会壮大。一战时期,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给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号称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前一段时间,我特别看了一下资料,到底黄金时期是怎么样的?我发现除了民纺织业在这个期间确实发展成民企,其它基本都没有什么明显发展,我看到的所有论著讲中国资本主义怎么发展,基本上所举的论证与资料,全部是讲中国民纺织业。在这个时期列强的确无暇东顾,但无暇东顾也带来了交通的中断,中国很多的东西要从西方进口,甚至一些基本的原材料和机械,中国自己的产品也无法向西方销售,所以,有时候不是西方国家无暇东顾资本主义就能发展。所以,上世纪20年代的黄金时期可能要重新进行探讨,我感觉这是一个神话。

大家都知道,各国共产党基本都是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建党的,基本都是在1920年、1922、1923、1924这几年建立起来,所以,与各国的国情实际关系不大,与各国的资本主义以及各国工人阶级的发展也没太大关系。看早期各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况,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从早期就是一塌糊涂,特别是表现在派系之争。

为什么中共早期这一问题恰恰不明显?为什么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在早期派系斗争会如此厉害,并且后来对党的成长、崛起、发展壮大产生致命性的危害?毛主席也说中共在早期基本不存在派系问题,而在其它国家,早期派系斗争就成为一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原因,恰恰是各国共产党没有找到一个,或者没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党魁。而中共在早期,找到陈独秀做中共党魁,陈独秀是中共早期得以顺利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陈独秀当时在全国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崇高的、独一无二的威望。建党以后,党内的一些青年是在陈独秀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对陈独秀是一种仰望和崇拜的态度,不可能去挑战和质疑陈独秀,也不可能去打“这个党魁我来做”的主意。但是其他国家党内都是一群年轻人,每个人都有野心,都对别人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之间在互相争抢地位的过程中,互相拉拢了一帮人形成不同派系,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回头讲王明的问题,中共早期在国内没有形成派系,而恰恰在莫斯科中共支部里,产生了党务派、教务派、第三派,后来是王明宗派,派系斗争在莫斯科搞的一塌糊涂。我觉得这与各国共产党早期的情况很相近。这批年轻人到了莫斯科以后,谁都想争权夺利。当然了,这种情况的产生也是苏联党政的派系影响,因为教务派、党务派等派系都是跟苏联政府派系之间有直接关系的。我的看法是,中共后来的很多派系问题,跟这批中国到莫斯科的党员关系十分密切。

我们过去通常把后来文革中的种种问题追溯到延安整风,但事实上文革中的问题在二十年代的莫斯科就已经初现端倪了。陈碧兰的回忆录中写道:她二十年代在莫斯科时,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连她和情人的情书也会窃看,但是她没有抗议,她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入了党,就要接受党的监督,要把一切交给党,因而党要检查我的情书,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我一直很好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怎么产生的。在陈独秀时期,国内党内还没有自我批评,但是莫斯科时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已经存在了。我觉得中共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二十年代的莫斯科有关系。关于苏联党内究竟存不存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目前存在很多说法,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二十年代的苏联的确存在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的情况。所以,至少我们可以说残酷斗争与无情党纪这些全是在20年代的莫斯科里面显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很多中共的政治文化,在二十世纪陈独秀时期的国内没有出现,但是在莫斯科存在,虽然后来的一些问题不能说完全学苏联,但苏联肯定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问题中还存在谜团,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发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还要重新去做。

历史中,有有声、有无声,还有高音与低音,像王明这样的人物哪一天能够比较公平的看到他的真实面目呢?至少王明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要看到王明的政治的理想与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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