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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评价“负面人物”王明

[日期:2014-04-06] 来源:凤凰大学问  作者:郭德宏、王海光、韩钢等 [字体: ]

不要把所有错误都指向王明

黄道炫:我完全赞同几位之前的看法,有两点要补充。其一是一战的问题,王奇生教授谈到一战时期被高估,我大体同意。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其中第一次就发生在一战时期,虽然不能过高估计一战期间的发展,但这段时期的发展还是存在的,尤其是相较晚晴时期。另外一点不同感受,1927到1937以及1917到1927,中国人只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下,力量就会超大规模爆发。

其二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宋美龄的晚年回忆录中,专门有一大段是在讲苏俄政治文化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说共产党员是很讲究自我批评的,虽然我们也可以质疑她的回忆是不是可靠,但也不会是完全无中生有。

说到王明这个人,我想有两大问题需要去理清。一是在1930年前期的一些重大问题,一位中共老一辈的回忆录说,陶铸当时做福州市委书记,1933年王明不满意为了打击他,就把陶铸叫到上海去,然后把他的书记给撤了。我可以很肯定的讲这个过程完全错误的,最荒唐的是把陶铸的撤职都推在王明身上,王明当时正在莫斯科。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政治文化是,当一个人倒霉以后,所有的错误都会指向他,所有的正确都会指向另外一个人。我们所得到历史材料都是指向这个结果,但如果不去反思,而是接受这些结果,离事情的真相就会有很大的距离。

另外就是1931年到1934年以及1937年到1938年这两段时间。1931到1934年王明根本不在国内,而且他的指导应该说是中共中相对比较理性化的,这种情况我想也不完全是王明的功劳,这与他处在共产国际的环境有关系。王明与共产国际是互补的,共产国际会改变王明,王明也会改变共产国际。假设承认1930年到1934年中共存在左倾错误,王明和这个左倾错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个事实在本书中已经完整呈现出来。

1937年到1938年的所谓右倾就是投降主义路线,它的表述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中共当时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在迅速发展中与国民党产生摩擦,露出端倪了。因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表述是有一定背景的。

王明的右倾到底是怎么回事?

徐进:感谢有这次学习的机会,我关注的是1947、1948年土改整党。王明参与了晋绥土改工作,其实1947年9月他和谢觉哉一起去劝毛泽东,但是毛泽东没有听从劝告。王明在回忆录中强调,其实当时毛泽东当时对于晋绥土改的发展也不太清楚,而1947年7月毛泽东的一份书信中,曾经给当时晋绥局的李井泉写过,谢谢你告诉我一些情况。我们可以知道毛的重心是在与国民党的战争,而不是土改情况,因而对土改情况不了解。在之前回忆土改时,讲的最多的是康生和陈伯达,如果看更多的材料,比如1947年2月,康生在陕甘宁的报告中说要发动群众,没有讲要斗村干部,所以1947年2月还没有把斗村干部当成一个固定的看法,但是晋绥的档案显示,在康生和陈伯达没有到晋绥,斗村干部就已经开始了。

这也可以发现,利用回忆录作为史料是非常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刚才黄道炫讲到的,康生、陈伯达、王明犯了错误,所以在回忆时,一切错误都归到他们头上。

王明和毛泽东就一件事情进行争论,晋察冀边区政权该怎么办,是我们逼国民党承认,还是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在《王明年谱》中,我们看到周恩来等人给毛泽东的电报大意是:“逼国民党承认晋察冀边区的政权这是刺激到他了,不符合先前的决议”。我们后来批评王明的右倾错误,但是回到当时的背景,王明的做法也没有什么错--暂时隐忍,不要刺激到国民党,在私底下发展我们的队伍,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一种说法是讲王明主张用欧洲的经验来进行宣传工作,这是不对的。其实毛泽东的很多想法也是吸取了欧洲和苏联的经验。如果我们回归到那个历史情景,利用多种材料去建构原来的语境,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会更公正一些。

韩钢:过去我在看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文稿时,就一直奇怪王明的右倾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得多了后想到,所谓的王明右倾路线是为后来批判建造出来的,背景非常复杂。中共历史中的政争与权争,有时候很难分清楚。当然可能在不同的问题或者不同的历史时期,权争和政争各有侧重。1958年、1959年后毛泽东的讲话很少提右倾错误,他强调的更多的是谁领导。如他在1959年上海回忆还说:“我那个时候是插野鸡毛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自己不是正统,长江局才是正统。

如本书的六百七十一页,3月18号,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他说“他从国际回来了,搞了六大纲领……长江局成为中央,中央成为留守处,我是留守处主任。我是管城内,连城墙上都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讲王明,讲到类似这样的地方,几乎给我一个印象,都是在那发牢骚,说自己不是正统,是插野鸡毛的,他很少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个很可能是后来建构出来的东西。正如之前道炫所说,实际上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一个机制,没有一个刚性的约束。毛泽东在后期清算王明时放大了,他是善于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去做党内清算和整肃的。

《王明年谱》背后

郭德宏:这本书充分利用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王明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录。为了编写《王明评传》,周国全先生和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查阅了关于王明的档案。原来的年谱虽然已经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但还有很多材料没有利用。而这些档案材料非常宝贵,可能至今只有我们两个人看过。因此,这次新编年谱时充分利用了这部分档案资料。

除了国内的档案材料外,我于1995年曾到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查阅有关王明的档案,到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查阅有关王明的书刊,并复印了其中的一部分,俄罗斯远东研究所还送给我一套俄文版的《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紧张未能出版)。这些档案资料和书刊,国内的学者大部分也没有看到过,这次新编年谱时也充分地加以利用了。

更为可贵的是,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曾送给我一套由其母亲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编著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以及一些单篇的回忆录,如《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曼努伊尔斯基、王明和毛泽东》,以及有关王明两次中毒的材料,如傅连暲等医生1943年所写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关于一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志中毒的证件》等等。孟庆树编著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一书虽然已由莫斯科《本体心理学》慈善基金会于2011年在莫斯科出版中文版,但国内的学者很少有人看到。其他的资料,国内的学者就更少有人看到了。

这些档案资料和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和看法。下面列举几例:

一、关于向忠发的被捕,大致情况都了解,但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王明说向忠发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把周恩来、王明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幸而他们都搬了家,未遭逮捕。不料他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结果,该科工作人员张月霞同志及其丈夫(可能还有个小孩)被捉去了。但是,由于蒋介石觉得他利用价值不大,很快就把他枪决了。

二、周恩来与王明曾一起编辑《南针》杂志。这个情况过去谁也不知道。据王明回忆说:1931年9月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们去莫斯科后,他们觉得工作这样忙,哪能离开?于是两人商量:既不能出去活动,就在家里合编刊物好了,于是出了一个小型指导刊物,名叫《南针》。王明用韶玉等笔名,周恩来用苏广等笔名写文章,帮助干部了解党的政策方针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可惜因为他们相继离开上海,《南针》只出了几期就停刊了。(几期《南针》在共产国际都有)。

三、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苏区的决策。过去我们只知道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中央苏区,是因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但不知道是怎么决定的。据王明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离开上海,主要是工作环境更加困难,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安全也成了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932年冬致电共产国际,问怎么处理?共产国际的同志就找王明商量,当时也未想到什么办法。恰好王明这时候看到1930年瞿秋白、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前去见斯大林的谈话笔记(是恩来同志用中国信纸和毛笔誊清的),其中谈到斯大林提议要学吴佩孚的经验,不要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附近发展苏维埃运动,要到离开中心较远的地方去练兵,发展军队,等练好了再向外发展,就像吴佩孚在四川练兵,然后再打出去。四川是个发展苏维埃红军的好地方。等将来苏维埃红军更加发展时,中共中央应搬到苏区去直接领导苏维埃红军等。于是,王明把这个材料译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并请他考虑:中央苏区有六个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可算是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为了避免破坏,可否让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搬到中央苏区去?共产国际领导人说这个问题太大了,不能解决,须请示斯大林。结果请示后,“斯大林同意这么办”。然后,由王明、米夫等三人商量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四人(卢复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康生到莫斯科治病,并兼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其他三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三人去时,还带去了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这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报搬到中央苏区去的。

四、关于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的决策。过去只知道中央红军撤离苏区进行长征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不能清楚共产国际是怎么决策的。王明在《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这个电报是他参加起草的。他说:为的避免红军遭受蒋介石军队从东北两线来的包围,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曾由这位局长和王明、康生等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个中央苏区红军应准备突围,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电报。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就是根据这个电报进行的。

当然,这些说法不一定准确和真实,但至少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和看法,可供研究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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